1938年2月26日，阎锡山的执法总监张培梅服药自杀，他对闻讯赶来的赵戴文说：“王靖国作战不力，我却不能惩处。阎锡山平时只知养羊，不知养虎，这次将山西大片土地丢掉了，我心疼呀！我发过誓，绝不活着退过黄河，誓与家乡共存亡。我不行了，你告诉阎锡山，赏给我孩子一口饭吃。” 张培梅是晋军的元老，曾担任阎锡山都督府的参谋长，他治军严格，早年率部作战时，战后有士兵趁机抢劫财物，他立即集合部队，将盗贼当众斩首，并教育部队应自爱自洁。而且，张培梅始终保持着农民朴素的生活作风，喜吃粗茶淡饭，每日早起即操练、读书，短途外出从不骑马乘车，较之当时许多官员的骄奢淫逸，确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正是因为张培梅的刚正不阿，阎锡山对他由信任渐渐地变为提防，心灰意懒的张培梅也开始淡出。 全面抗战爆发后，阎锡山深知与日军作战，必然要付出重大的损失，为保证战场军纪的执行，敦促全体官兵不畏伤亡，必须选派一名坚强能干的军法执行官，于是，阎锡山又想起了以强悍无畏而著称的张培梅，决定请他出山，就任第二战区军法执行总监。 1937年9月，日军向山西发动进攻，奉令据守雁北天镇、阳高一线的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在日军的猛烈进攻面前，渐渐不支，最后下令撤退，致使雁北各县沦于日军之手，山西门户洞开，日军自雁北两路攻入山西，。 张培梅就任第二战区（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军法执行总监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这件难办的事，李服膺是阎锡山的心腹爱将，又是山西省府主席赵戴文的干儿子，是晋军中有名的“十三太保”之一，对这样有后台，影响很大，但战败后退的人敢不敢严肃执法，是对张培梅的严峻考验。 当张培梅得知李服膺下令撤退，致使雁北失守的消息后，立即提出应严肃军纪，按战时军法处决李服膺，他认为：山西的大会战还未展开，面对凶残及装备现代化的日军，唯有拼死血战，不怕牺牲，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 因此，张培梅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处决李服膺。而当时阎锡山也有小算盘，原来李服膺在雁北作战失利，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阎锡山偷工减料修筑工事，致使工事不坚固而造成的，阎锡山怕李服膺将这些情况透露出去，也想杀人灭口，最后，也就同意了枪决李服膺。所以，李服膺被杀，晋军将领大都是不服的，认为罪不至死。 从10月初开始，日军主力扑向崞县及原平镇，双方展开激战。张培梅亲自给晋军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去信一封，上书：王军长览：放弃雁门，你就该死。守住崞县，犹为侥天之幸。再失此城，岂能容你。泰山鸿毛，皆是一死，交在生死，不敢不告。 张培梅还亲自组织执法队，在通往前线的各地路口设立检查站，凡私自撤退者一律就地正法。不久，惨烈的忻口会战打响了，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的掩护下，猛烈冲击忻口阵地，各个系统的抗日军队浴血奋战，阵地反复争夺，双方死伤惨重，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等高级将领均在战斗中壮烈战死。 忻口会战打了23天之久，最终还是失利了，接着太原失守，第二战区长官部退至临汾。日军步步紧逼，向晋西发动攻势。 1938年2月，日军进犯晋西，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奉令率部坚守隰县以北的石口镇，阻击日军。这时由于忻口会战中晋军损失严重，阎锡山害怕自己的军队过于削弱会危及自己的地位，就开始保存实力，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常常不战即退。 王靖国是阎锡山的心腹大将，对阎锡山的意图自然心领神会。张培梅和赵戴文则亲赴石口镇督促王靖国坚守阵地，阻止日军向晋西进犯。王靖国深知张培梅的威名，不敢对其不恭，就找借口说：“三天之内可以守住，三天以内不保。” 张培梅立即对王靖国表示：“三天之内我一定找增援部队支援你，三天之内只要守住石口就与你无关。” 随后，张培梅返回隰县，立即与驻临汾的阎锡山联系，商议调部队增援石口守军的事宜。不料，第二天张培梅却得知石口已经失守，王靖国早已逃之夭夭，立即勃然大怒，坚决要求处决临阵脱逃、贻误战机的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并亲自带执法队员乘车寻找王靖国，以便就地处决他。 王靖国一见张培梅寻找他，吓得魂飞魄散，立即逃到阎锡山那里，在阎锡山的庇护下躲藏起来。 张培梅到处寻不见王靖国，就找到阎锡山那里，不料，阎锡山反而劝张培梅不要追究王靖国的罪责。张培梅与阎锡山争辩说：“不成功，便成仁，吾法不行之人，当行之己，吾若效彼败军之将，复何面目以对我军民。” 在激愤的情绪中，张培梅怜惜三晋家乡父老，痛恨贪生怕死的那些晋军高级将领，怨恨阎锡山袒护王靖国，又愤于自己身为战区军法执行总监，却不能履行职责。百感交集，心如刀绞之下，张培梅于1938年2月26日服药自杀，以死抗争。1938年3月，在西安市举行了张培梅的追悼会，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也送了挽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