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他不幸被捕，且被判了死刑。临行前，他突然对看守说：“我肚子疼，要上厕所”。看守：“快去快回”。 纵观我党在一路上波澜壮阔的岁月，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扛着枪、拿着大刀，在战场上与敌人拼命。但他们的事迹仍可歌可泣，为党的事业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地下工作者。 在危机四伏的道路上，他们不敢含糊，凭借着自己的勇敢，经常潜伏敌后，为我党传递着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比如他：范纪曼。在蒋军敌后长期潜伏，而且官至少将，曾四次被捕，但每次都能成功脱逃。 1906年，范纪曼出生在四川一个大户人家，优越的家境，让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还学会了德、日、俄三国语言。 随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黄埔在武汉的分校，和老乡罗瑞卿是同班同学。 1932年，我党的工作面临困境，组织上临时决定，派范纪曼打入蒋军，为我当搜集情报。 在八年抗战时间，他一直在蒋内部发展，也没有被上级怀疑，在此期间也为我当提供了不少情报，减少了我军的伤亡。 抗战结束后，蒋又发动了三年战争，而范纪曼也因工作出色，被委以重任，进入到核心部门。 于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他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我党秘密传送了大量机密情报。 可以说，蒋军的不少核心机要，都被我军了如指掌，屡屡碰壁也让蒋开始怀疑：是不是有内鬼？ 为了验证这一点，蒋开始大量捕杀我党的同志。 虽说敌人来势汹汹，但大部分地下工作者都能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不吐露半个字眼，哪怕刀架在脖子上也不眨眼。 当然，也有一些软骨头，在敌人的刑罚下低了头，沈寒涛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沈寒涛被抓时，是敌人秘密安排的，所以范纪曼并不知情，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 组织上送信，要求范纪曼迅速撤离，但他却说：“我还不能走，有任务还没完成。” 果不其然，沈寒涛被抓没多久，蒋高层就对范纪曼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但是，范纪曼也是在敌后工作了多年，于是在被捕后，就提出要与沈寒涛当面对质。 面对沈寒涛的指控，范纪曼丝毫不吃这一套，大骂：“你这是栽赃，陷害，临死还要拉个垫背的。” 看着范纪曼不慌不忙的样子，每一句指控都能完美反驳，敌人顿时也懵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不过，敌人也并不打算放过他，随后便把范纪曼关了起来，对他施加重刑，但他仍不吐口，说出关于组织的任何信息。 在当时，正直胜利的前夕，敌人也失去了耐性，无计可施之下，决定处以极刑。 死亡的日期一天天近了，但范纪曼的信念却一刻也没有改变：我一定要逃出去，继续为组织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细心地范纪曼发现，旁边的厕所可以是个逃脱的地方，只是有点高，得需要一块木板撑着才行。 于是，在临行刑的前一晚，他假装要拉肚子，于是对看守说：“我肚子疼，想上个厕所。” 看守转身看了看范纪曼，说道：“好吧，快去快回。” 接着，在看守的带领下，范纪曼被带到茅房。谁知，当他进去一看，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里面刚好有一个木板，如自己所愿，架在篱笆上刚好可以爬上去。 他又转身看了看门外的看守，防止被发现。殊不知，当他探头看出去时，看守早已不在。 顿时，范纪曼突然明白：“难道那位看守是自己的同志，我的计划他早就知道了？这木板又是他提前放了？” 不管是哪种原因，现在反正是有逃出去的条件了，回归组织要紧。 建国以后，范纪曼继续为国家的建设而奋斗，一直到1990年去世，终年84岁。 范纪曼，他有勇有谋，一心热爱党的事业，是后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向前辈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