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女红军陈淑娥为保丈夫骨血，委身成为匪首小妾，已经怀孕八个月的陈淑娥，不得不在屈辱中生下了儿子。更为不幸的是，不久后，另一个土匪也也看中了这个年轻的女红军。 1937年的那个初春，西北大地还笼罩在寒意中。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重大失利，数十名红军战士陆续落入马家军之手。 这些被俘的战士中，有一对年轻的革命伴侣——红9军军长孙玉清和他的妻子陈淑娥。当时的马家军并不知道这对夫妻的真实身份，只是将他们与其他战士一同关押。 马步芳派出了最精干的审讯人员，对这批俘虏展开了严密的审讯。审讯人员采用了各种严刑拷打的手段，妄图从这些红军战士口中得到有价值的情报。 在残酷的刑讯中，一名年轻的战士最终没能扛住非人的折磨，透露了孙玉清的身份。得知自己抓到了红9军的军长，马步芳立即召集了大批军政要员，要亲自审问这位重要的俘虏。 孙玉清被带到马步芳面前时，已经伤痕累累，但依然保持着一名军人的傲骨。面对马步芳的威逼利诱，他不仅没有屈服，反而严厉指责马步芳的不义行径。 马步芳眼见软硬兼施都无法撼动孙玉清的意志，便改变了策略。他命人将陈淑娥和其他被俘的战士带到孙玉清面前，企图用他们的安危来威胁这位坚强的军长。 然而，面对敌人的威胁，孙玉清依然保持着坚定的革命意志。他对着在场的战友们说：＂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红军还在陕北，那里已经建立了根据地，我们的事业永远不会被打倒。＂ 五月下旬的一天，马步芳终于对这位不屈的军长失去了耐心。在马忠义住宅后院的马厩内，孙玉清以英勇就义的方式结束了年仅28岁的生命。 马家军总指挥马元海在一次视察俘虏时，看到了陈淑娥。这位年轻貌美的女红军引起了他的注意。 不顾陈淑娥已有身孕的事实，马元海强行要求她成为自己的小妾。在这种情况下，陈淑娥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对于一个怀有革命军人遗腹子的女战士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但为了保护腹中的孩子，她只能暂时隐忍。 即便身处敌营，陈淑娥依然想方设法帮助其他被俘的战友。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战友们帮助。 很多被俘的战士在她的帮助下，得到了更好的对待，有些甚至获得了逃脱的机会。这些暗中的帮助虽然冒着巨大的风险，但陈淑娥从未停止。 ＂叛徒＂这个沉重的标签，让陈淑娥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她无法解释，也不能为自己辩护。 在马元海府上的每一天，对陈淑娥来说都是一场煎熬。她必须在各种压力下保护好自己和腹中的孩子。 随着时间推移，陈淑娥的处境越发艰难。府上的其他人对她充满敌意，而外界的革命同志则认为她背叛了革命。 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压力，让陈淑娥的处境更加复杂。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信念。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陈淑娥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腹中的孩子身上。这个孩子不仅是丈夫的血脉，更是她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 虽然外表看起来是马元海的小妾，但陈淑娥从未放弃过自己的革命立场。她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着战斗。 西宁和平解放后，陈淑娥的处境并没有立即得到改善。她的身份问题成为了一个难解的谜题。 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她既是烈士孙玉清的遗孀，又曾是马元海的小妾。这种复杂的身份让她在解放后的日子里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 当时的社会对她的评价充满争议，有人同情她的遭遇，也有人质疑她的立场。这种争议让陈淑娥和她的孩子都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陈淑娥和她的孩子都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但她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清白。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事情才出现转机。当年与陈淑娥一同被俘的战友，包括谢觉哉夫人王定国等人，站出来为她作证。 这些战友的证词，详细讲述了陈淑娥在被俘期间帮助其他战士的事迹。他们的证明，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重要依据。 人民政府在详细调查后，正式承认了陈淑娥烈士遗孀的身份。这个迟来的认可，终于为她漫长的等待画上了句点。 同时，她的儿子也获得了烈士子女的身份认定。这对母子终于能够以自己真实的身份生活。 在身份得到承认后，陈淑娥第一次带着儿子来到了孙玉清的墓前。这是儿子第一次真正了解到自己父亲的身份和牺牲的经过。 西宁革命烈士陵园里，安葬着孙玉清烈士的遗体。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头颅至今下落不明。 当年马家军将孙玉清的头颅割下后，曾在各地示众并拍照邀功。解放后，虽经多方寻找，这个历史的伤痛始终未能愈合。 陈淑娥始终惦记着找回丈夫的头颅。这个愿望伴随了她的后半生，但始终未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