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1947年，17岁的黄茂才通过川康晋绥公署二处副处长刘重威的引荐，来到了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任职。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很快便被提拔为少尉文书，随后被安排到渣滓洞监狱担任看守。 在渣滓洞监狱里，黄茂才遇见了被关押的江竹筠、曾紫霞、李青林、刘国志等一批共产党员。与这些革命者的接触中，他逐渐发现这些所谓的＂犯人＂并非如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无恶不作＂的坏人。 那时的重庆，国民党统治者对共产党员实施着严酷的镇压。但在高墙内，这些革命者依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曾紫霞向组织提出了发展黄茂才为地下联络员的建议。 江竹筠对这个提议表示了支持。此后，她和曾紫霞开始有意识地与黄茂才接触交谈，向他讲述共产党的理想和主张。 为了拉近关系，江竹筠和曾紫霞一起给黄茂才织了一件毛衣。在毛衣中，她们还悄悄夹了一张纸条，向这个年轻人阐述共产党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理想。 革命者们的言行举止和理想信念，让黄茂才开始对国民党的宣传产生怀疑。他看到这些革命者虽身陷囹圄，却始终保持着对理想的坚持。 在江竹筠等人耐心的教育下，黄茂才逐渐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官僚压迫和民众苦难，都让这个年轻人感到愤慨。 1947年下半年，黄茂才正式答应为狱中的革命者们传递信件和情报。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黄茂才开始利用看守的身份，为狱中的革命者们送信、带药、递报纸。 1948年至1949年间，黄茂才在渣滓洞监狱内开展了大量的地下工作。他利用看守的身份，为狱中的革命者们传递了30多封与党组织联系的信件。 在这些重要的传递任务中，最为著名的是江竹筠写给儿子的《示儿信》。 黄茂才将《示儿信》送到了《新民报社》的谭竹安手中。在完成这个任务时，他还将江姐在狱中的近况告诉了谭竹安，并将谭竹安给的彭云照片带回交给了江姐。 除了传递书信，黄茂才还定期为狱中的革命者们带进《大公报》等报纸。通过这些报纸，被关押的共产党员们得以了解外界的战事进展。 他将人民解放军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的胜利消息带进监狱，极大地鼓舞了狱中革命者的斗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此时的渣滓洞监狱内，气氛变得越发紧张。 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下令清洗看守所的特务，同时准备对政治犯进行大规模屠杀。在这种形势下，黄茂才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工作。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黄茂才收到家中来信，说母亲病重需要他回乡照看。经过和江姐商议后，他暂时离开了渣滓洞监狱。 这一离开，让他躲过了随后发生的＂一一·二七＂大屠杀。1949年11月27日，两百多名革命志士在这场大屠杀中牺牲，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多位共产党员英勇就义。 当黄茂才得知这个消息后，他最后一次回到渣滓洞，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胡其芬交给他的重要报告送到了地下党联络员况淑华手中。 在完成这个任务后，黄茂才带着江姐织给他的那件蓝色毛衣，悄然离开了重庆。 1949年底，黄茂才回到容县老家后，因为是当地少有的识字人，被安排在村里教书。他开始了平静的乡村教师生活，为当地的扫盲运动贡献力量。 这种平静在1951年2月2日被打破。当天上午，公安人员突然来到教室，将黄茂才带走。办案人员认定他是国民党特务，怀疑他参与了＂一一·二七＂大屠杀。 在审讯过程中，黄茂才遭受了严重的逼供。最终，他被迫承认了两项罪名：参与大屠杀和潜伏破坏。但他始终否认自己是杀害江姐的凶手。 1953年7月20日，容县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准备对黄茂才执行死刑。在行刑前，他突然大声喊出：＂我是冤枉的，江姐曾经策反过我，我为她做了很多事！＂ 这声喊叫引起了执行人员的注意。他们当场中止了死刑执行，改判黄茂才无期徒刑，并继续对他喊冤一事进行调查。 在监狱中，黄茂才度过了漫长的十三年。他的妻子不相信丈夫会是杀人凶手，坚持不改嫁，独自承担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 1964年，黄茂才因表现良好获得提前释放。但由于身份特殊，他无法自由出行，更无法去重庆寻找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人。 转机出现在1981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一些提到黄茂才的材料。这些材料记载了他在渣滓洞为革命者们做过的工作。 陵园馆长卢光立即给黄茂才写信，邀请他到重庆核实情况。通过这次机会，黄茂才找到了在成都中医学院任教的曾紫霞。 曾紫霞认出了这位昔日的战友，随即联系了当年在狱中脱险的几位革命者，包括时任四川省统战部顾问胡春甫、文化部部长仲元等人，一起为黄茂才作证。 1984年4月12日，容县法院正式宣布黄茂才无罪。平反后，黄茂才被增补为容县政协委员，获得了相应的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