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李玉堂在台北被执行死刑，在他的判决书上还有蒋介石亲笔写的一个“耻”字。 1951年2月5日，冬日的台北碧潭刑场格外寒冷。这一天，国民党在此处执行一起死刑判决，被处决的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曾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李玉堂将军。 在他身旁，同时被押赴刑场的还有他的妻子陈伯兰。这对夫妻临终前互相凝望，却再也无法说出一句话。 李玉堂的死刑判决书上，有一个特殊的批示字——＂耻＂。这个字出自他曾经最为敬重的校长、后来又是他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之手。 在这份判决书上，主审此案的审判长钱大钧原本只判处李玉堂十五年徒刑。这个判决是根据当时台湾地区实施的《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知匪不报罪＂作出的。 钱大钧做出这个判决，是基于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李玉堂对其夫人和内弟的地下党身份并不知情。因此最初的判决是七年徒刑，后增加至十五年。 然而，当这份判决书送到蒋介石案头时，这位黄埔军校的校长只写下了一个＂耻＂字。 审判部门很快意会了这个＂耻＂字的含义。随后，法院立即改判李玉堂死刑。 在被押赴刑场的前一晚，李玉堂写下了他的最后遗书。遗书中这位抗日名将写道：＂我命已矣！但事与我无关。我死后望有公论。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 他在遗书的最后还写下了一个特殊的请求：＂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龙山。＂这个愿望直到他死后多年也未能实现。 直到1983年，也就是李玉堂死后32年，山东省人民政府经过国务院批准，才正式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 1923年，李玉堂与堂弟李延年南下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同样来自山东的李仙洲，三人因为同乡之谊结为密友，后来被人称为＂山东三李＂。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在国民党内具有特殊地位。这些学生被称为＂天子门生＂，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一批军事人才。 在校期间，李玉堂就表现出对蒋介石的忠诚。他加入了支持蒋介石的孙文主义学会，与共产党员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形成对立。 毕业后，李玉堂一路高升，很快就在军中崭露头角。到1932年，他就已经成为了中将师长。 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李玉堂跟随国民党军队参加了多场重要战役。他先后参与了上海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 虽然这些战役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李玉堂在战场上展现出的军事才能，还是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他被任命为第10军军长，肩负起保卫长沙的重任。 1941年，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第三师团向长沙发起猛烈进攻，战况异常激烈。 在这场战役中，李玉堂表现出色。他率领第10军在岳麓山一带构筑防线，利用地形优势，成功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这场胜利让李玉堂声名大噪。他不仅获得了一枚抗日勋章，他的第10军还因此获得了＂泰山军＂的荣誉称号。 然而，战场上的荣光并未持续太久。到了抗战后期，李玉堂的部队在衡阳战役中损失惨重，第10军几乎全军覆没。 虽然他后来被提升为集团军总司令，但这个任命更像是一个虚衔。他能够直接指挥的部队越来越少，逐渐被边缘化。 1948年，解放军向兖州发起进攻。作为守城将领的李玉堂在战斗中被俘，但他很快伪装成普通士兵逃脱。 在逃亡途中，他先是装扮成农民藏身于微山湖的一个村庄，后来又在当地渔民的帮助下逃到临城，最终乘火车抵达了徐州。 逃到徐州后，李玉堂受到了蒋介石的严厉惩处。一纸＂永不叙用＂的处分。 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李玉堂跟随大军撤往海南岛。在这里，他被任命为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副司令。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妻子陈伯兰和内弟陈石清从香港来到海南与他团聚。 原来，陈伯兰和陈石清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策动李玉堂率部起义，和平解放海南岛。 在与家人的接触中，李玉堂对起义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他看到国民党已经失去民心，继续追随下去只是一条死路。 李玉堂通过陈石清向广州的解放军最高司令部递交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的起义意向。然而，由于当时海南战事紧急，交通中断，他始终未能收到关于起义的具体指示。 在此期间，解放军＂旋风司令＂韩先楚率部突然登陆海南。面对解放军的突然进攻，海南守军溃不成军。 李玉堂未能及时做出起义的决定，最终只能随溃军撤往台湾。 事情出现转机是在1950年。原本潜伏在李玉堂部队中的地下党员李刚被捕，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陈伯兰和陈石清的地下党身份。 得知这个消息后，李玉堂立即给在高雄工作的内弟陈石清写信，提醒他赶快逃命。但这封信被特务截获，成为了指控他的关键证据。 特务机关以这封信为突破口，同时逮捕了陈石清和陈伯兰。 案件移交军事法庭后，主审法官钱大钧认为李玉堂并不知情，只是判了他＂知匪不报＂罪。但蒋介石的一个＂耻＂字改变了一切。 1951年2月5日，在台北碧潭刑场，这位功勋卓著的抗日将领，与妻子一同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32年后，他被山东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