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17日，立法院院长孙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上提议“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他划出的“犹太特区”是腾冲和蒙自，第一批人数10万 1949年，蒋介石在退往台湾之前，曾邀请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前往台湾。然而，孙科并没有答应蒋介石的邀请，甚至没有选择留在大陆，而是悄然前往国外定居。遗憾的是，孙科一家在海外的生活并未如他所期望的那般安逸。当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忍不住吐槽道：“真是总理的不孝子孙！” 孙科出生于1891年深秋，年仅四岁时便随父母迁居到檀香山，整个童年时期都在国外辗转度过。作为孙中山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孙科自幼在父亲严格的要求下成长。尽管他的大部分童年都没有父亲在身边，但孙中山给予的父爱从未减少，并且始终是孙科在人生和革命事业中的导师。孙科对学习有着强烈的渴望，尤其热衷于读书。通过刻苦努力，他最终从美国大学毕业，并且在回国后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成为了同盟会的成员。 孙科在同盟会中担任了编辑职务，并编写了两本书籍——《都市规划论》和《广告心理学概论》。这些书籍在当时具有前卫的思想，显示了孙科是一个有才华、有思想的人。不到20岁，他便成为同盟会的一员，并在回国后，积极参与革命事业，担任了重要职务。然而，随着李宗仁、胡汉民、蒋介石等人物的崛起，孙科的资质反而显得平凡，逐渐被这些更为出色的人物所掩盖。 孙科与父亲的几位重要助手之间的矛盾时常发生，尤其是与蒋介石的意见不合。由于这些分歧，孙科曾参与组织了“反蒋联盟”。但最终，孙科往往还是被他人牵着走，这让孙中山感到非常失望。虽然孙科才智出众，但在父亲的事业面前，他并未能够如预期那样独立担当，最终在一定程度上给父亲带来了困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欧洲大陆。在德国法西斯的迫害下，大量犹太人开始了新一轮的离散流亡。与此同时，远在东方的中国，一场关乎十万犹太难民命运的提案正在酝酿之中。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云南这片富饶而神秘的土地，一度被视为犹太人的新希望。 1939年初的中国，虽深陷抗日战争的泥潭，却仍然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为世界和平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作为中国西南边陲重镇，云南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安全的环境，成为了国际避难所的潜在选址。当时的云南，不仅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通道，更是战时物资运输的生命线，这里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都适宜人类居住和农业发展。 1939年2月17日，在重庆召开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上，立法院院长孙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提议：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这个提案的核心内容是选择云南省的腾冲和蒙自两地作为犹太特区，计划首批接纳10万犹太难民。腾冲位于云南省西部，与缅甸接壤，自古就是著名的玉石集散地，商贸繁荣；蒙自则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物产丰富。 这一提议在国际犹太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以色列信使报》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将云南描绘成犹太民族新的希望之地。在上海，著名的犹太社群领袖雅各布更是积极推动这一计划，他多次在社区集会上发表演说，将云南比作《旧约》中上帝应许给犹太人的迦南美地。 孙科在任广州市长期间，最为人称道的成就之一便是他推动了广州第一个公园的建设，这个公园就是今天的人民公园。事实上，建造广州第一个公园的计划早在1918年初期就已提出。当时，负责设计的杨锡宗是一位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系的专业人士。 他的设计方案具有典型的西欧园林风格，园区的平面布局规则方正，轴线对称，园内布满了各式各样的雕塑。然而，由于缺乏后续的跟进，这一计划一直未能实施。直到孙科上任后，才将这一提案重新提上日程，并亲自督促落实。最终，广州第一公园按照杨锡宗的设计方案顺利建成，并成为了广州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官场生涯后，孙科一度感到“无官一身轻”的轻松，并开始向往过一种隐退的生活，可能会在某个书城安静地生活，远离政坛的纷争。然而，孙科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轻松。 传闻称，孙科在香港期间曾收到共产党的接触，邀请他留下并不要前往台湾。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孙科并没有答应这一提议，最终选择了离开香港。他的这一选择得到共产党方面的理解，毕竟孙科曾为国民党效力多年，一时难以做出改变。 回到台湾后，孙科除了依附蒋介石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曾经寄予希望的美国，也早已将他遗忘。在蒋介石严密控制下的台湾，孙科尽管年事已高，却仍然希望能发挥余热，但这一切都需要看蒋介石的脸色。1966年10月30日，蒋介石的寿辰时，孙科为蒋介石撰写了一篇《总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文章，为其祝寿，并在文章中大力颂扬蒋介石，称他继承了国父的遗志，完成了未竟的事业，并且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展现了大智大仁大勇。此后，每逢蒋介石的寿辰，孙科都会撰写类似的祝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