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山西佛光寺，林徽因触摸着“宁公遇”久久不言，神情肃穆，丈夫梁思成记录下了妻子这一刻，只有他明白这一刻是有那么的不容易。 故事得从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的一句狂言说起。当时，关野贞以异常笃定的语气宣称：“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 这话听起来，满满的都是对中国建筑的轻视，要知道，这可是基于日本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遗存长达20多年大规模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可谁能想到，仅仅过了没多久，这个论断就被彻底推翻了。 1937年7月5日，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这座隐匿在深山之中的唐代木结构建筑，迎来了改变它命运的一群人——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组成的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 在此之前，日本学者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其实已经与佛光寺有过“交集”。1927年，他们合著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第5卷就收录了佛光寺的9帧照片，可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亲自前往现场调查，选用的照片也只是以佛像、经幢为主，建筑仅仅作为背景存在。 明明照片里已经显示出了建筑硕大的斗栱和内部平闇等关键特征，与辽代建筑以及日本唐代风格殿宇有相似之处，他们却视而不见，还称“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再看看梁思成他们是怎么发现佛光寺的重要价值的。最初，梁思成是受到一幅敦煌壁画的启发，那是法国伯希和拍的《敦煌图录》中的五台山图，上面有“大佛光之寺”。 当时他们在中国营造学社研究，条件相对便利，能从北京图书馆轻松借到各种珍贵资料，《敦煌图录》就一直摆在办公桌上，给了他们灵感。他们的考察方法也很严谨，每次出行前，都会先到北京图书馆借遍当地的地方志，把沿途可能存在的古庙、文物都记录下来，然后顺着线路一路探寻。 在寻找佛光寺的过程中，他们也遭遇了不少困难。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土匪横行，很多地方都不安全。当地政府怕他们出意外，有些偏远的地方都不让去。 好不容易到了佛光寺，一开始也不敢确定这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唐代建筑。直到林徽因的远视眼立了大功，她在测量完后，发现梁底土朱淡的地方隐隐约约有字。梁思成赶紧用望远镜看，也觉得有字。 他们请纪先生搭架子、用水刷，这一刷，土朱底下的字透出来了，写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而大殿前头的石幢上也刻着唐朝大中十一年女弟子宁公遇，由此确定了建筑的年代。 这一发现，可把他们高兴坏了，当晚就在大殿前铺上席子、毯子，像野餐一样，一边吃饭一边欣赏这座来之不易的唐代瑰宝。 梁思成与日本学者之间，其实就像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学术竞赛。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日本为侵华行径找借口，甚至说中国内政纷乱，缺乏统治能力，而日本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片面研究，也可能会被用来为其殖民行为做铺垫。 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等虽然率先对中国建筑进行了调查，但他们并不懂中国建筑的“文法”，无法深入研究建筑构造。而梁思成和林徽因则破解了《营造法式》《工程做法》这两部中国古代建筑官书，对建筑实物的年代和设计思想能做出更专业的论证。 发现佛光寺后，他们的调查资料却差点毁于一旦。当时他们为躲避战乱，把资料存放在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地下室，结果天津海河突发洪灾，资料严重受损。 梁思成和林徽因听到这个消息，痛哭几至失声。好在朱启钤及时抢救，嘱人重抄资料，辗转多地才送到他们手中。 1944 - 1945年，颠沛流离至四川李庄的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写下了《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详细阐述了佛光寺的价值，证实了他之前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度量制度的判断。 佛光寺的发现，不仅仅是一座唐代建筑的重见天日，更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建筑的辉煌，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梁思成、林徽因等前辈学者对文化传承的执着与坚守。 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下，为中国建筑正名，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魅力。这座佛光寺，就像是一颗被尘封多年的明珠，终于在他们的努力下，重新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