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性格温吞谦退，几乎口不臧否同行熟人，唯一看不起且记恨至死之人，大概就是傅斯年。他说傅是“伪君子”，比之罗家伦之流的“真小人”还更糟糕，这亲书断语口吻之严重，也算是无以复加了。
周作人与傅斯年，两人都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都身处时代的浪潮中，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也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土壤中，播下了自己的思想种子。
这样的背景本应为他们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往往不会按常理出牌，他们的交情最终走向了决裂，成为一段不可修复的裂痕。
那段深刻的矛盾，至今仍在学界引发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周作人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小便表现出超常的文学才华。
他的学问细腻深邃，性格温文尔雅，待人谦和。这使得他在文人圈中始终保持着，一种不争不夺的姿态。
他的内心深处一直信奉着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处世哲学，极力避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
周作人似乎从不想为个人恩怨耗费太多精力，他甚至对许多同行的言行，也总保持着一种宽容与包容的态度。
傅斯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生于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家庭，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
他的学问造诣深厚，思维敏锐，敢于挑战权威，敢于直面社会的不公。
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傅斯年显得尤为激进，追求彻底的思想解放，不畏任何阻力。
他的个性充满了矛盾，既有智慧的光辉，也有自负与偏执。他和周作人之间的差距，是在学术理念上，更是在待人接物的方式上。
初识时，周作人与傅斯年未产生太大的冲突。两人都活跃在同一个文化圈子里，都关心文学、思想和社会的变革。
在共同参与的文人聚会中，周作人虽然言辞不多，但他温和的性格，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让他在许多知识分子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傅斯年表现得更加活跃，他善于通过激烈的言辞，与鲜明的观点，去引起他人的注意。
起初，两人是理念上的分歧，随着这些分歧的不断积累，矛盾逐步加剧。
周作人对傅斯年的做法有些不满，尤其是在对待他人、对待社会的态度上，傅斯年的激进和自负常常让周作人感到不舒服。
傅斯年认为在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只有坚持自己的立场，才能不被压迫。
周作人更加倾向于，通过文化与思考去改变社会，认为人们的心灵和思想的改变是更为重要的。
当时，傅斯年发表了一些具有挑衅性的言论，他公开指责一些文学圈中的老一辈学者，认为他们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是思想的障碍。
周作人听到这些言论后，心生不满，认为，傅斯年不应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对待他人，应保持一定的尊重与包容。
那时的周作人内心有了反感，但依然保持了一种隐忍的态度，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情绪波动。
有一次，周作人在一次私人聚会上，听到了傅斯年在谈论自己时的一些不尊重的言辞。
傅斯年似乎在无意中，说出了一些周作人所不能接受的话，暗示他过于温吞和无所作为。
周作人的耐性到了极限，他无法再继续忍受，傅斯年的过激言辞。
他在随后的谈话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傅斯年的性格，指出他过于自负、缺乏宽容，甚至直指其为“伪君子”。
周作人认为，傅斯年看似崇尚真理，实际行为上却与其所宣扬的理念大相径庭。
他的所作所为，与一些他所批判的“真小人”并无太大区别。周作人用这种强烈的措辞，表露了自己内心的愤怒与失望。
这一番话，彻底断送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傅斯年听到这一切后，虽然没有当场反驳，内心的怒火却被激起。
他一直以为，周作人是自己思想上的伙伴，没想到他竟然如此直接地批评自己。
傅斯年选择保持沉默，他心中对周作人的失望，和愤怒不断积累。两人此后的交流几乎断绝，彼此再无往来。
周作人对傅斯年的不满，愈加深重。多次与友人交谈时，提起傅斯年，依然无法掩饰内心的愤懑与失望。
周作人认为，傅斯年只是一个表面光鲜的“伪君子”，不像自己所宣扬的那样崇高，他的行为与思想常常充满了虚伪与矛盾。
对于周作人的指责，傅斯年没有过多的反应。他的态度一直是保持沉默，未曾在公众场合中回应。
在私人交往中曾表示遗憾，始终未对周作人的批评做出正面反驳。
认为周作人的这种评价，更多的是一种误解，不值得与之争辩，在傅斯年看来，自己坚持的思想与立场是正确的，周作人则过于保守，缺乏足够的激进与勇气。
过去多年，周作人与傅斯年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周作人在文学与翻译的道路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一直没有重新与傅斯年建立联系。
两人的关系，仿佛永远停留在那个彼此失望的瞬间，再也没有任何转机。
这段曾经亲密无间的交情，最终因为理念的差异和个性的冲突，而走向了决裂。
周作人与傅斯年的矛盾，是个人恩怨，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与思想的真实写照。
参考资料：
周作人，《周作人自述》，商务印书馆，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