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法律条文在李治时期达到真正的完善。李治即位之初，便命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以《贞观律》《武德律》为基础，修改制定出了《永徽律》十二篇，共502条，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行全国。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李治命长孙无忌编纂《永徽律疏》，用于阐明《永徽律》的精神实质、重要原则和制度的源流演变和立法意图，以解决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律文与律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唐高宗批准颁行《永徽律疏》，共30卷，史称《唐律疏议》。《唐律疏议》中名例律列于全律之首，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共6卷57条，是统率其他各篇的大纲，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贯彻全律的核心。《唐律疏议》将官方正统法律思想的内容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较好地完成了思想的制度化，被历代所宗奉，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代表作，也是历代正统法律思想的典范和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