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3亿60岁老人”，没想到今年两会扎心的提案，竟是靳东提的，他直言：“中国60岁以上老人有三亿多，如果国家能像查户口一样查遗嘱，多少家庭悲剧可以避免？” 这个提议乍一听有些刺耳，却戳中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痛点，当3.1亿老人的“身后事”逐渐成为公共议题，遗嘱不再是忌讳，而是亟待规范的法律命题。 上海独居老人离世后，300万遗产因无遗嘱被收归国有；北京某女士去世后，亲属为争房产大打出手，最终房屋同样充公...... 这类新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刺痛公众神经，中华遗嘱库数据显示，2023年遗嘱咨询量比十年前增长了7倍，但登记保管的遗嘱中，无效比例仍高达60%。 更令人唏嘘的是，很多老人直到病入膏肓才想起立遗嘱，甚至在家庭微信群里用语音留言代替正式文书，结果被法院判定无效。 这种混乱局面背后，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法律的碰撞，以前人们觉得立遗嘱不吉利，现在年轻人却成了遗嘱库的常客，近五年中青年立遗嘱数量暴涨24倍，甚至有00后开始规划财产分配。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打印遗嘱要不要每页签名？录音录像遗嘱中间能不能暂停？这些细节稍有差池，遗嘱就可能沦为废纸。 就像去年某法院审理的案例，兄弟俩各执一份打印遗嘱对簿公堂，结果因未逐页签名被判部分无效，亲情在冰冷的法条面前支离破碎。 靳东的提案并非空穴来风，他在出演法院题材剧时接触了大量真实案例，发现很多纠纷源于遗嘱形式不合法或执行不到位。 目前国内已有中华遗嘱库等公益机构，但覆盖范围有限，且缺乏国家层面的数据统筹，更棘手的是，虚拟财产继承、遗产管理人制度等新问题不断涌现。 比如90后遗嘱里常出现游戏账号、比特币，这些资产的法律界定仍是空白；而遗产管理人多由亲友担任，既缺乏专业能力又容易引发信任危机。 但值得欣慰的是，法律体系正在与时俱进，民法典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明确其清理遗产、处理债务等职责；上海、杭州等地公证处推出“云遗嘱”服务，实现遗嘱订立、存证、提取全流程电子化。 但要真正解决3亿老人的后顾之忧，还需要建立更完善的配套机制。 正如一位在遗嘱库登记的老人所说：“立遗嘱不是分家产，是给子孙留份明白。”当老龄化浪潮不可逆地袭来，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法律工具，更是对生命与亲情的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