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6日，茅以升痛苦万分，他接到上级命令，马上炸掉钱塘江大桥，不让日寇占用。这座桥是他心血的结晶，毕生的骄傲，刚刚建成通车，怎么会忍心炸掉！
茅以升纪念馆位于江苏镇江的润扬大桥公园内，馆内展出了茅以升的遗物、生平事迹照片及相关资料，静静诉说着他坚定的爱国情怀和不懈的奋斗精神。茅以升，字唐臣，出生于1896年，来自江苏镇江，是我国著名的桥梁学家、教育家及社会活动家。在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1916年，茅以升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官费赴美国留学。
1917年，茅以升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又在卡耐基-梅隆理工学院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提出的科学创见，后来被称为“茅氏定律”。尽管当时有几家公司愿意以重金聘请他，他仍然拒绝了这些诱人的机会，怀着“科学救国”和“工程救国”的理想，他毅然决定回到祖国。
茅以升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他曾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任教，并在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担任教授兼主任，还曾担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等职务。在这些职位上，茅以升不仅为我国的桥梁工程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还积极推动了我国工程技术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铁路运输能力面临严重的瓶颈问题。90年代，随着高速铁路研究的启动，铁科院在茅以升的领导下，为高速铁路的关键技术、试验设备和人才储备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茅以升主持铁科院工作的三十多年里，他始终坚持“一切为科研，科研为运输”的办院理念，成为铁科院的基本方针。这一思想为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
1947年3月，阳光明媚，春风拂面。茅以升满怀感慨地站在钱塘江大桥上，望着这座经历过炮火洗礼、如今重焕生机的桥梁。十年前，他曾亲手下令炸毁这个心血结晶，而今天，大桥重新通车，两岸人民欢欣鼓舞。往事历历在目，茅以升陷入了沉思。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茅以升自1934年开始主持钱塘江大桥的设计、筹款和建设工作，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大桥的建设面临设计、施工、资金等多方面的挑战，但凭借茅以升和工程团队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化桥梁工程。然而，好景不长，战火很快蔓延到了杭州。
11月的一天，茅以升接到上级的紧急命令，要求立即炸毁钱塘江大桥，以防日军占领。这无疑是一个痛苦万分的决定。经过反复思量，他决定采取一个冒险但却有可能两全其美的办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精心设计了一套严密的管理措施，确保在暗藏炸药的情况下桥面交通仍能安全通行。天亮时分，大桥的公路和铁路双双重新开放。
茅以升的机智决策换来了宝贵的时间，仅一天时间，就有超过10万名难民和2000多辆汽车安全通过大桥。12月23日下午，敌军的骑兵终于出现在桥头，形势危在旦夕。茅以升知道，再也没有时间了。他强忍泪水，果断下达了炸桥的命令。轰隆巨响中，硝烟四起，钱塘江大桥应声而断，茅以升献出了自己的心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大了对民主的压制，发动了内战，并实施了白色恐怖。面对这一切，茅以升逐渐认识到，单靠科学技术并不足以拯救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人民革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才有出路。因此，他开始逐步接近党组织。在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绝前往台湾，并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积极为上海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后，茅以升从国家的变革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工程师。”这一结论，来源于他作为一位科技工作者和忠诚爱国者的深刻体悟，也标志着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从一个提倡“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此后，茅以升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信念，面对任何压力和挑战也未曾动摇。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继续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力量。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担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了中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的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桥”，是我国铁路与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桥上层为公路桥，下层为铁路桥，全桥长1155.5米，连同两端公路引桥，总长1670.4米。这座大桥连接了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成为中国南北交通的主要动脉。
1958年，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建设进入筹建阶段，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工程设计图时，特别要求设计图上必须有茅以升的签名作为保证。茅以升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任下，全面审查了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最终签署了图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