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马鸿逵去找陈诚说：“我在香港的姨太太病重，要去照顾一下。”
1935年10月21日，红军在一座山头上，靠着一棵杜梨树旁搭建了一个简陋的棚子。在这里，两个从江西跋涉至此的红军指挥员，正在指挥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最后一场战斗。两位指挥员分别是毛泽东和彭德怀，他们此时分别担任着已经改名为“陕甘支队”的最高指挥职务，毛泽东是政委，彭德怀是司令。
这场战斗，红军原本并不打算进行。因为对手过于顽固，不知变通，最终逼得红军不得不出手，给他们一点教训。对手是两位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马鸿宾和马鸿逵。
马鸿逵生于1892年，甘肃河州（今临夏）人。祖父马千龄是宁夏马家军的始祖，在同治年间的陕甘回变中，因劝说马占鳌降清，获得了左宗棠的赞赏。其父马福祥也在清朝和民国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历任西宁镇总兵、阿尔泰护军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政坛人脉广泛，极具政治手腕。
这些背景使得马鸿逵得以在父亲的帮助下步入政坛，平步青云。1930年，蒋介石决定扩编马鸿逵部队，并任命他为总司令。三年后，马鸿逵被任命为宁夏省主席，长期掌控着宁夏的党政军大权，被称为宁夏的“土皇帝”。
回到毛泽东与彭德怀的指挥所，当天凌晨四点半左右，毛泽东到达了平台山顶，走到那棵杜梨树旁的临时指挥所。他再次做了简短的叮嘱后，对警卫员说道：“现在我要去休息，枪声打得激烈的时候不要叫醒我，打冷枪的时候再叫我。”说完，毛泽东并未离开太远，而是就在杜梨树下躺了下来，安然入睡。这一天，毛泽东与彭德怀指挥的红军，以胜利的姿态完成了这场战斗。
1950年，马鸿逵携家带眷，仓皇逃到台湾。没过多久，国民党高层就召开了军事检讨会，专门追究西北战败的责任。会上，马鸿逵的老熟人、＂青马＂头子马步芳指责他的部队畏战退缩，作战没有章法。
而曾与马鸿逵在甘肃有过节的郭寄峤则更加直言不讳，痛斥马鸿逵把宁夏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导致军心涣散，百姓离心，最终酿成西北战局的溃败。郭寄峤甚至提出，要对马鸿逵这样的罪人严惩不贷。
面对指责，马鸿逵也意识到自己在台湾的处境不妙。他决定低头认错，带着四姨太刘慕侠，携重礼登门拜访郭寄峤，想要化解恩怨。然而，郭寄峤根本不给马鸿逵面子，将礼物扔到门外，斥责马鸿逵丢了宁夏还有脸见人。马鸿逵羞愧难当，只得灰溜溜地离开。
更让马鸿逵没想到的是，当晚，一队宪兵突然闯进了他们住的招待所，强行将行李丢到门外，要求马鸿逵一家立即搬走。马鸿逵苦苦哀求宪兵给一天宽限，但还是遭到无情拒绝。无奈之下，马鸿逵只能连夜雇车，带着家当去了台北一家民营旅馆暂住。
遭到如此羞辱，马鸿逵意识到自己在台湾恐怕难有立足之地。他开始筹划脱身之计，先是以刘慕侠身体抱恙为由，将她送往香港治病。临行前，马鸿逵拉着刘慕侠的手，叮嘱她放心等候，自己随后就会去与她相聚。
不久后，马鸿逵又找到＂行政院长＂陈诚，以探望刘慕侠为名，请求离开台湾。陈诚心知马鸿逵是要借机脱身，但也没有阻拦，很快便批准了他的请假申请。
马鸿逵一向精明，他一方面大力宣扬三民主义，表现出励精图治的改革面貌；另一方面，却在宁夏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牢牢把控了军权。他明白，只有手握兵权，心里才会不慌。为了扩大军队，他强迫征兵，无论家庭中有多少男丁，都会强行征用。有五个男丁的家庭，要求征两个，三个男丁的家庭也要征一个，甚至连十岁的小孩也不放过，硬是编出了一个幼年营。
他坚信：“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有了兵权后，他开始疯狂敛财，通过各种名义征收高额赋税，民间流传着“万般皆上税，唯有屁无捐”这样的话，显示出百姓的苦难。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经济掌控，他还挪用军饷，私印纸币，并强制百姓将旧币折半兑换新币。这些财物大多进入了马鸿逵的私囊，引发了百姓的强烈不满。
后来，马鸿逵前往美国，在洛杉矶开办了一个牧场，但他内心并不平静。60年代，他曾向中国提出申请：“求求祖国让我回到宁夏吧。”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历来欢迎游子的中国竟然严词拒绝了他。马鸿逵常对家人说：“死后想要埋在祖国的土地上。”但回想起自己的境遇，他又只能掩面而泣，感叹自己恐怕此生无法回到祖国。
1969年年底，马鸿逵因心脏病住院，出院后没多久，他便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生前，他始终怀念着故乡，最终还是在异国他乡去世。临终时，他曾对家属们说：“你们是否美国籍由你们，我生为中国人，死了也要埋在祖国土地上。”马鸿逵去世后，台湾地区的“治丧委员会”拨款30万台币用于后事操办。他最终被安葬在台北的一处回民墓地，未能实现将自己的遗体带回祖国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