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面对7万日寇的围攻，29师师长奉命“撤离阵地”。师长烧毁军旗，身穿黄呢子将服骑马突围，不幸被日寇机枪子弹击中。师长奄奄一息，壮烈殉国前留下遗言：“请告诉世人，我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1号作战，中国称为豫湘桂战役。这场战役中，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尤其是河南战役，汤恩伯部表现不佳，显现了国民党军上层“等胜利”思想的弊端。然而，在战火纷飞的河南，许昌守城之战成为一抹令人动容的悲壮亮色。
许昌战役始于1944年4月28日，至5月1日结束，守城的中国陆军新编第29师在3000对8万的悬殊兵力差距下，顽强抵抗，最终全师覆没。日军第12军主力，包括37师团、62师团、第7混成旅团等八万余人，对许昌发起猛烈进攻。许昌的重要地理位置及其作为三国时代的“军都”让日军高估了守军实力。事实上，当时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战略预备队已抽调一空，防线极为薄弱。
到1944年4月底，日军围攻许昌，为守护这座城池，抗日名将吕公良率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十九师奋起抵抗。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精锐，他们以血肉之躯死守许昌，最终全军覆没，吕公良壮烈殉国。日军在战后总结中承认，中国军队在许昌展现出“异常顽强”的抵抗，毫无撤退迹象。
新编第29师凭借极大的勇气和吕公良将军的镇定指挥，展现了令人敬佩的顽强精神。日军37师团师团副官福岛六郎在战后回忆文章中提到，日军首先对许昌北门发动攻势，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
1944年5月的许昌城，硝烟弥漫，炮声隆隆。接到撤退命令的那一刻，战火已将许昌城笼罩。城内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弹坑与残垣断壁，29师将士们仍在负隅顽抗。作为一军主帅，吕公良深知当前的战局已经万分危急。7万日军的重兵围城，4000余名将士伤亡惨重，但上峰的撤退命令依然让这位久经沙场的将领倍感煎熬。
在仔细权衡了当前的形势后，吕公良终于下定决心执行撤退命令。然而，作为一名有着崇高军人气节的将领，他首先考虑的是军旗的归宿。在中国军人的传统中，军旗象征着军队的荣誉与灵魂。吕公良深知，绝不能让这面承载着无数将士热血与忠诚的旗帜落入敌手。他亲自监督军旗的焚毁过程，确保这个神圣的军事标识化为灰烬。
当部下们劝告师长换上便装时，吕公良的回应展现出一名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他毅然决定着装整齐，身着象征军人身份的黄呢子将服，骑马带领部队突围。这不仅是一种对军人身份的坚守，更是向敌人展示中国军人宁死不屈的气节。
突围时刻终于来临，吕公良率领残部向日军的包围圈发起了冲击。作为一军主将，他始终冲锋在前，用自己的行动给将士们树立榜样。在穿越敌军火力网的过程中，日军的机枪扫射不断收割着突围将士的生命。不幸的是，吕公良也在这场殊死突围中被敌军的机枪子弹击中。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愿意让后人误解自己是因为贪生怕死而战死，用最后的气力向身边的部下嘱托，请他们务必向世人转达自己殉国的初衷。
吕公良4月20日写成的亲笔信中，他以清秀的字迹写道：“今天敌人围攻郑州，恐怕敌人攻了郑州之后，一定要南下新郑、许昌的。但是我已充分准备，打仗是军人的本分，希望他来一拼。恐怕此信到手时，我已在与敌人拼命了……当军人不打仗还有何用。”许昌失守后，吕公良将军身受重伤，仍奋起反击，击毙试图杀害他的日军士兵，并高呼“不投降”，最终壮烈殉国。
战前，吕公良以提升部队战斗力、增强军民团结、肃清内部隐患为重点，抓紧备战。他以“三好”（头脑好、身体好、武器保养好）为标准强化训练，组织地方力量配合守城，并动员民众清查汉奸。1944年4月23日，许昌召开誓师大会，吕公良慷慨陈词，表示要与许昌共存亡，与将士们一同保卫家园。会后，处决了三名汉奸，以震慑内奸外敌。许昌民众团结一致，支援抗战，并通过通电全国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战事迫近时，吕公良送妻儿回后方。他深知这一战极为惨烈，对妻子叮嘱：“这次战斗，我很有可能为国牺牲，这是咱全家的光荣。你好好照料孩子，等他长大，继承我们的事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许昌沦陷后，日军与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继续在许昌犯下累累暴行，许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历史文化名人耿谆曾在洛阳保卫战中受伤被俘，被押往日本花冈町充当苦力。他带领中国劳工发起震惊中外的花冈暴动，用实际行动抗击日军暴行。上世纪90年代，耿谆公开指控日本右翼势力的侵略罪行，为历史正义发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许昌县被指定为日军降兵收容地之一。同年9月20日，第五战区在许昌举行受降仪式，这座历经烽火洗礼的城市迎来了最终的胜利。解放后，中央军委追认吕公良为革命烈士，他的英勇事迹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