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苏州豪门潘祖年病重。临终前，他支开旁人，只留下20岁的孙媳妇，厚着脸皮对她说：“你已经守寡2年，真是苦了你了。但我死前还有一件要事相求！”孙媳妇听后，竟重重点头：“您放心，我一定办到。”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收藏热潮发生在宋代，当时的赵希鹄在《洞天清禄》中提到：“人生如白驹过隙，而风雨忧愁占据三分之二，得闲之时仅有一分。”即便在相对繁盛的宋代，生活中的忧愁多于闲适，他感慨人们即便拥有闲暇，也未必能真正享受其中。然而，他认为，真正的乐趣并不在于世俗的声色，而在于自我找到的内心乐地，这种乐地之一便是收藏。
收藏的乐趣在于拥有的满足感。一件带有“大清乾隆年制”款的官窑瓶子，曾经陈列在清宫之中，也许乾隆皇帝亲自把玩过。如今，这件瓶子成为某位收藏家的私人物品，被小心翼翼地珍藏，每日欣赏，成为独特的情感寄托。收藏历史中，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一些人甚至为心爱的藏品倾家荡产，外人看来难以理解，但对于收藏者而言，这不仅是对物品的占有，更是对情感的认同和寄托。
在中国的收藏历史中，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收藏热尤为特殊。与此前和此后主要由国人主导的收藏不同，这一时期恰逢社会动荡，许多外国人也参与其中，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然而，这期间仍有一些仁人志士竭力保留珍贵藏品在国内。
1925年，苏州豪门潘祖年病重，在临终之际，他将20岁的孙媳妇单独留下，对她郑重嘱托了一件心事。当时，潘祖年深知国内动荡，许多珍贵的藏品正面临被外流的危险。他厚着脸皮对这位年轻的孙媳妇提出请求，希望她在守寡的艰难生活中依然能够承担起保护家族藏品的责任。
1925年的深秋，苏州城内潘家的大宅院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庭院里的落叶无人打扫，曾经热闹的厅堂此刻静悄悄的，只有几个仆人踮着脚走动。宅院主人潘祖年已经病重多日，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苏州望族，如今也只剩下这位垂垂老矣的家主和他20岁的孙媳妇丁达于了。
这一天，潘祖年将所有人都支开，只留下孙媳妇在房中。两年前，潘家唯一的孙子潘成镜因急病去世，留下新婚妻子丁达于守寡。如今，看着这个年轻的孙媳妇日日尽心照料自己，潘祖年心中既是感动又是愧疚。
多年来，潘家搜罗了大量珍贵的字画古董，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大克鼎和大盂鼎这两件青铜器。这些文物不仅是家族财富的象征，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粹。此时此刻，躺在病榻上的潘祖年轻声向丁达于道出了自己最后的心愿——希望她能够接手并守护潘家的这些传家之宝。这个请求不仅意味着巨大的财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然而，一个年轻寡妇独自守护着偌大的家业和珍贵文物，很快就引来了不少觊觎者的关注。辛亥革命的爆发，反而让这些珍贵的文物暂时免受觊觎。随着时局动荡，战火纷飞，这些文物的安全问题变得愈发严峻。潘达于开始精心设计藏宝方案。
1949年后，潘达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她主动联系相关部门，表示愿意将大克鼎和大盂鼎捐献给国家。这两件国宝级文物很快被转送至上海博物馆，成为永久收藏的镇馆之宝。对于这次捐献，国家授予了她一张奖状。这张简单的奖状被她郑重地挂在床头，一挂就是五十多年。
在中国古代语言中，并没有“建筑”这一统称，古人多以具体类型的词语描述建筑，如殿、阁、厅、室等。1909年清政府颁布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章程》成为中国首部文物保护法规，从调查和保护两个角度定义了古迹范围，其中包含陵寝祠庙、摩崖石刻等建筑类型。
民国初期，受到日本影响，“建筑”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并首次出现在1913年《河南保存古物暂行规程》中，作为“古物”中的一类项。随后，1916年的《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和1930年的《古物保存法》进一步扩展了“建筑”的定义，涵盖了城郭、关塞、桥梁等多种类型，逐渐接近现代建筑遗产的概念。
历史上，故宫文物并非一直存放在北京故宫内，1933年，山海关失陷，为保护珍贵文物，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部分文物南迁。第一批文物共2118箱，从北京运往上海法租界储存。1937年“七七事变”后，这些文物再次分三路运往四川的巴县、峨眉县和乐山县。战后，这些文物辗转集中于重庆，又于1947年运回南京，部分文物在1949年迁至台湾保存。尽管历经十余年战乱，这批文物在上百万件中无一丢失，几乎未受损毁，堪称文化史上的奇迹。
然而，乱世之中，一些人趁机大发横财，而另一些人则竭尽全力保护文化遗产，张伯驹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民国四公子之一，他不仅才华横溢，更以民族大义闻名。他倾尽家财，只为守护珍贵文物不被外流。1936年，《照夜白图》被清恭亲王后人溥儒以一万大洋卖给日本人。
此后，他立志保护国宝，表示自己收藏的目的并非占有，而是让这些文物永存中华。溥儒后来因急需用钱，出售比《兰亭序》更早的草书古迹《平复帖》。张伯驹多次交涉，最终将其收藏。黄金易得，国宝无二，他的购买目的只是防止国宝流失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