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昌浩的警卫员被马家军发现，但敌人看了一眼，就让他走。谁知，一个叛徒却说：“他是徐向前的参谋，快抓起来！”
1952年，一个风尘仆仆的男人从苏联回到了中国。他已经离开祖国十三年，这个人正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陈昌浩。这一天，李先念召集了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老干部，在徐向前家中为陈昌浩举办了一场欢迎会。与会者大多是当年陈昌浩的下属，如今已是国家的栋梁，而陈昌浩这位昔日的“老首长”，却显得格外低调。
陈昌浩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为了让他念书，全村人集资送他上学。他不负众望，考入武昌大学。在武昌期间，他通过同学的介绍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加入共青团，随后被任命为湖北省宣传部干事。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武汉坚持斗争，直到1927年9月接到调令，前往苏联学习深造。这一离别，他暂时告别了怀孕的妻子刘秀贞，并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取名“洋生”，寓意他留洋时的纪念。
回国后，陈昌浩凭借在苏联学习的军事技能和政治理论迅速崭露头角。1931年，他在党员大会上当选政治部主任，同年担任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委员。他的领导风格既果断又充满个人英雄主义，极具感染力。1934年，红四方面军攻打黄安时，陈昌浩以一个令人难忘的举动赢得了部队的拥戴。
当战斗刚刚打响时，一架银光闪闪的飞机在黄安城上空盘旋。敌军误以为是自家的飞机，纷纷从工事中跑出来迎接，期待空投物资。然而，他们头顶落下的却是一枚枚冒着烟的手榴弹。亲自驾机参与投掷的是时年27岁的陈昌浩。这架飞机是红军缴获的国民党空军教练机，被命名为“列宁号”。陈昌浩担心投诚的飞行员不可靠，于是亲自携带手枪登机督战，还在高空投掷手榴弹。
一九三七年春天，甘肃河西走廊的一条河流旁，两个身着便衣的年轻人正在小心翼翼地查探前路。他们是西路军警卫员康海生和赵家仕。突然，远处传来了整齐的马蹄声，声音越来越近。这是马家军的骑兵部队正在巡逻，马蹄声声震动山谷。
两名警卫员神色平静，不慌不忙。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武器，之前因为弹药耗尽，枪支已经被埋在了荒野之中。当马家军骑兵靠近时，他们主动接受了搜查和盘问。康海生机敏地回答了敌人的每一个问题，看似就要平安过关。就在这时，从马家军队伍后方传来一声大喊，一个红军叛徒认出了康海生，并错误地指认他是徐向前的参谋。
1937年3月，在一个名叫红石窝的地方，西路军残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分成三路开展游击战争，同时由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情况。作为陈昌浩的警卫员，康海生肩负着护送首长安全返回的重任。
为了确保领导安全，康海生和赵家仕担任前哨，走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前面探路。他们身穿便衣，装扮成普通百姓，小心地避开敌人的耳目。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因为马家军的骑兵部队在这片区域频繁活动，而他们必须穿越这片充满危险的地带。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名警卫员遭遇了开篇时那支马家军骑兵队。原本看似普通百姓的身份即将让他们安然通过检查，却因为一个叛徒的出现，使得局势急转直下。
陈昌浩虽年纪轻轻，却凭借卓越的军事才华赢得了手下士兵的敬佩。他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对策略的果断把控更显智慧。红四军的总指挥徐向前与他一见如故，两人在战场上的配合天衣无缝。在他们的领导下，红四军多次取得辉煌战绩。黄安战役一战告捷后，陈昌浩被党内一致认为是前途无量的将才。
1931年12月，陈昌浩亲自驾驶我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向黄安城内投掷迫击炮弹和宣传品，一举摧垮敌军心理防线，助红军迅速攻占黄安城。此后，他又参与指挥了商潢、苏家埠、潢光等重要战役，为红四方面军的辉煌战绩奠定基础。
1932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陈昌浩与张国焘、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挺进秦岭和大巴山，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将其发展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1936年长征会师后，党中央基于他的出色表现任命他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与徐向前再次合作率西路军出征。然而，西路军在补给枯竭和兵力损失巨大的情况下遭遇重创。最终，陈昌浩和徐向前在紧急会议上被决定回西安述职。
1939年，陈昌浩随周恩来等人乘飞机赴苏联，这是他长达13年异国生活的开始。在苏联，他虽身在异乡，心却系着国内的抗战，数次上书要求归国，但始终未获批准。1942年，他接受苏联红军的聘请，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担任翻译，履行了国际主义战士的职责。战后，他投身翻译事业，主编新版《俄华辞典》，为中苏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二战结束后，陈昌浩多次请求回国。党考虑到他早年的贡献与忠诚，同意了他的请求。然而，他因长期积劳成疾，患上胃溃疡，在苏联治疗期间隐姓埋名，成为一名普通劳工，直到战争结束才重返组织视野。
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追悼会，高度评价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