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8岁的林觉民与17岁的陈意映结婚，婚后琴瑟和谐。1911年4月24日夜，黄花岗起义前，林觉民回家探望父母和怀孕的妻子陈意映，其实是为了见亲人最后一面。家人又惊又喜，林觉民谎称学校正在放樱花假。深夜里，林觉民在手帕上写下了给父亲的《禀父书》及给妻子的《与妻书》。随后参加广州起义，受伤力尽被俘，英勇就义。
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的原馆长李厚威曾指出，林觉民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言所描述的那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一个国家腐败、社会动荡、列强侵略、民众疾苦的时代。林觉民本是一个天资聪颖、家境优渥的年轻人，完全可以像当时许多仕子一样，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安享一生。然而，他并未将追求功名利禄作为人生目标，从小便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决心。
13岁时，林觉民参加科举考试时，曾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随即拂袖离开，表达了他对仕途的蔑视和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1902年，林觉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全闽大学堂（今天的福州一中），在校期间，他积极发表演讲，激烈批判时政。当他说到激动之处，常常顿足捶胸，声泪俱下，打动了无数听众。传闻有一次，一位清廷学监也在场听讲，事后他曾评论道：“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1907年，林觉民自费前往日本留学，期间，他深受孙中山的思想影响，曾与君主立宪派进行辩论，最终加入了同盟会。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时刻，林觉民决心追求救国救民的理想，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浪潮中。
1910年，孙中山召集同盟会的骨干举行会议，决定向海外华侨募捐购买武器，挑选勇士加入敢死队。1911年春，孙中山准备领导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到命令，回到福州联络爱国志士，组织力量赴广州参加起义。
1911年4月24日的夜晚，广州城笼罩在一片寂静中。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林觉民独自坐在书桌前，手中握着一方白色手帕。这块普通的手帕即将承载他最后的告别。这两封信——《与妻书》和《禀父书》，将成为他留给至亲至爱的最后遗言。
在写完两封家书后，林觉民轻轻将手帕折好。这次回家，他以放樱花假为由，但实际上是为了与亲人作最后的道别。当他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全家人既惊又喜。餐桌上，父母特意准备了几样家常菜，陈意映也端出了自己最拿手的点心。这顿团圆饭在温馨的气氛中进行着，没有人知道这竟是最后的相聚。
那时的陈意映已经怀有身孕，脸上洋溢着为人母的喜悦。她一边为丈夫布菜，一边询问着学校的情况。林觉民则详细地描述着学校里盛开的樱花，说着说着便提起了在校园里教书育人的往事。父母看着这对恩爱的夫妻，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平常的一餐，在往后的岁月里却成为了家人最珍贵的回忆。
时光倒转至1905年，在福建福州的一个春日，18岁的林觉民与17岁的陈意映举行了他们的婚礼。六年的婚姻生活中，林觉民和陈意映的感情日益深厚。他们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处处洋溢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色彩。回到那个写信的夜晚，作为一个即将参加起义的革命者，林觉民在字里行间倾注了对家人的不舍之情。
林觉民在广州牺牲时，消息传到福州，岳父立刻连夜赶到，急忙将这一噩耗告诉女儿陈意映，并叮嘱她火速逃离。因为在当时，清政府对待革命党人的方式是“满门抄斩”，一旦被发现，整个家庭都将面临致命的威胁。然而，陈意映始终不愿相信丈夫已经去世。她心中不断盼望着，或许这只是一个传言，深夜里她常常失眠，期待着有一天林觉民能突然出现在家门口。
一天夜里，外面果然传来敲门声。陈意映急忙跑去开门，但门外空无一人。她低头看到地上有一个小包裹，不知是谁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包裹送到这里。打开包裹后，陈意映顿时泪流满面，心如刀绞。
包裹里，是林觉民在香港滨江楼上写下的两封遗书，其中一封写道：“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这些文字深深刺痛了陈意映的心，她感到无比痛苦与绝望。那一刻，陈意映几乎要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公婆的苦苦哀求下，她放弃了这一念头。
为了安慰她的悲伤，林家将林觉民哥哥的女儿——一个温婉可人的小女孩，叫林暖苏，带到了她面前。林暖苏跪下喊她“妈妈”，这一声“妈妈”给了陈意映一点安慰，缓解了她些许的痛苦。林觉民去世不到一个月，陈意映便生下了遗腹子林仲新。
然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州市的有关部门却批准一家房地产公司拆除林觉民的故居，准备建设商品房，这一决定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时任福州市辛亥革命纪念馆原馆长的李厚威，立即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呼吁保留林觉民故居。
福州市政协委员张传兴也在《福建日报》上撰文，表示此举忽视社会效益，不应当拆除这一历史遗址。最终，经过一番努力，1991年5月31日，林觉民故居的修缮工程开始，并在11月9日——辛亥革命福州光复80周年纪念日当天，完成修复并对外开放，成为福州市辛亥革命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