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大会上指着刘伯承怒骂：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作为开国十大元帅，彭德怀和刘伯承二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世界名将，二人一人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个参加了平江起义，都是新中国开国的肱股之臣。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中，彭德怀和刘伯承有过诸多误会，以至于同为开国将领的两个人关系一度很僵硬。
但是作为开国元帅和红军的高级将领，二人之间的矛盾从没有掺杂任何私心，完全是因为文化素养和生活阅历造成的军事理念上的分歧。
说起二人身上的恩怨，还要从第四次反“围剿”时期说起。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
刘伯承在这时被升为了红军的总参谋长，负责协助周恩来和朱德共同指挥这次反击战役。
但是彭德怀却认为主动进攻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当时的南丰易守难攻，更何况红军当时与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差距非常大，敌军只需要据城固守等待支援，就可以形成一个强大的火力网，红军主动出击完全是自投罗网。
虽然周总理和朱老总都不想要主动进攻，但是毕竟是苏区中央下达的命令，不实行又不太合适。
当时的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唯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科班生”。
面对中央下达的命令，刘伯承选择了照做，并且还对彭德怀、林彪等人的游击战术进行了一定的批判。
这番做法让彭德怀非常生气，他直接了当的说，如果红军听从刘伯承的说法，家里的那点老底都要被败光了！
而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也证明了彭德怀的想法是对的，一夜就折损了400多官兵，这对红三军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
就因为如此，彭德怀将此次的失利怪到了刘伯承头上，二人的关系也是急转直下。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共抗外敌，我党将部队改编为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刘伯承则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彭德怀则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身份实现了一个调转。
1940年，百团大战爆发，中彭德怀下令一二九师六个团，对冈崎在关家垴的敌人进行包围。
但是刘伯承在接到彭德怀的指令之后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正面进攻会过早的暴露我军的实力，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
但是抗日战争已经到了决胜时刻，彭德怀没有管那么多，带领着我党取得了百团大战的胜利。
在百团大战胜利后，我党在延安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分析我党近期作战的问题以及安排后续的抗战工作。
在此次会议上，刘伯承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的抗战工作，并详细的说出了我军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就提到了百团大战中我军所犯的战略性错误。
刘伯承主要指出在百团大战中，我军没有发挥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并且过早的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导致引来了蒋介石的猜忌。
对于刘伯承所阐述的问题，毛主席也表示了一定的赞成，毕竟抗战还没结束，一切都得谨小慎微。
可是彭德怀就不愿意了，作为百团大战的领导者，你批判百团大战不就是在指出我的问题吗，在他看来，这次座谈会就是一次简单的军事理论总结，追着他背后是不是有点上纲上线了。
这件事情在党内传开了，有一些人听风是雨将此次座谈会添油加醋后进行传播，导致党内一直盛传彭、刘二人不和。
新中国建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职位，创办南京军事学院，他花费了六年多的时间，将这所学校打造成了“东方的伏龙芝”，学校内更是实行全面苏化改革。
但是到了1956年，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我党内部也受到了影响，开始全面克服和消除教条主义。
反教条主义的风潮兴起后，一些无法接受苏式教学模式的学员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被告状的目标就是南京军事学院。
这件事引来了毛主席的重视，经过实地调查后确实发现了军事学院内部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而作为军事学院的创始人，刘伯承自然难逃其咎。
1957年，中央召开批判大会，对刘伯承及军事学院进行了大规模批判。
毛主席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而彭德怀也十分赞同毛主席的观点，直接当众指责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
当时69岁的刘伯承不得不拖着病体亲自上台检讨，扛下了教条主义的罪责，接受了中央的批判。
反教条主义斗争以刘伯承泪洒怀仁堂结束，包括刘伯承在内的像李达、郭天民、李钟奇等一批著名将领被撤职、降职，从而逐渐淡出军界。
1959年1月，刘伯承挂印罢官，他和彭德怀的恩怨也就此告一段落，但是两位元帅长达二十余年的误会，却成为了历史的一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