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被俘后无脸见人，李天佑问：你还认识我吗？ 1949年，刘亚楼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凭借精良的兵力，对天津发起了进攻。 刘亚楼信心十足，曾言明，天津将在30小时内落入我军手中。 蒋军的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并没有预料到我军的进攻竟会如此迅猛。 这座城市布置了大量明堡、暗堡及火力点，地雷密布。 然而，当天津的防线遭遇突破时，起初，他通过与蒋军的上级指挥官傅作义的联系，假意投诚，希望能拖延时间，等待援军支援。 天津守军的反应过慢，在陈长捷收到我军攻城的消息后，指示86军的刘云瀚进行反击，然而，由于蒋军内部士气低落，刘云瀚的部队未能稳住阵脚。 陈长捷命令总预备队67师出动支援，67师不仅缺乏充足的作战经验，战斗力也远逊色于预期，很快便遭遇重创。 此时，天津的防线基本失守。 然而，就在此时，62军军长林伟俦主动提出进行停火谈判。 陈长捷召集了林伟俦和刘云瀚等人商议局势，尽管陈长捷的态度显得犹豫不决，但事实证明，他已经失去了所有谈判的筹码。 我军的1纵先头部队抵达了陈长捷的指挥部所在位于天津东边的忠烈祠。 接到指令后，战士们迅速对该地区进行搜索，在一名俘虏的引导下，成功找到了地下室的位置。 就在陈长捷的指挥部内，蒋军高级将领们心知肚明，蒋军的指挥官纷纷放下武器，主动投降。 陈长捷试图以谈判为借口，要求见我军高级指挥官。 然而，他已不再具备任何谈判资格。 在我军副营长朱绪庆的严词拒绝下，陈长捷不得不低下了头，依照我军的要求发布停止抵抗的命令。 最终，陈长捷被带到我军司令部见到了1纵司令员李天佑。 李天佑曾经是陈长捷的老相识。 战后，陈长捷对自己未能在关键时刻果断投降深感懊悔。 他在回顾天津战役时总结了几个教训：首先，他没有预料到我军会如此迅速地进入北方； 其次，他低估了我军进攻的速度和力度，尤其是我军对张家口的进攻提前打乱了蒋军的部署； 他错误地判断了天津防线的坚固性，而未能及时调整战略。 他的老朋友李天佑，深受党的高度评价。 自14岁投身革命以来，他在红军时期迅速崭露头角，16岁时便担任红七军的特务连长，并以敢打敢拼的勇猛风格，获得了“虎将”之誉。 邓小平在第一次见到李天佑时，便对这位年轻连长的出色表现深感印象。 抗日战争初期，李天佑迅速晋升，成为了八路军115师的代理旅长。 19岁时，他便获得了珍贵的红星奖章，而在20岁时便晋升为主力师长。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东北野战军的“第一悍将”，带领部队成功解放了四平，参与了辽沈战役中的关键战斗，歼灭了大量敌军主力。 解放后，李天佑他先后担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并成功领导部队剿匪，肃清了广西的大、小瑶山一带，摧毁了多个土匪窝点。 此前，陈长捷被押送至抚顺战犯管理所。 彼时，陈长捷已年过五十，身体状况较差，难以承受重体力劳动。 在战犯管理所，陈长捷并非将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娱乐活动上，反而沉浸于书籍中。 管理所的人员回忆称，陈长捷几乎不离手地翻阅各种书籍，尤其是马列主义理论书籍。 他不仅深入阅读，还在书页上做了大量批注，渐渐地，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陈长捷不再是那个曾经在战场上血气方刚的将军。 在他最初被俘时，他依旧抱有强烈的抗拒情绪。 然而，陈长捷逐渐发现，思想改造不仅仅是外界的强制，而是他自身认识的升华。 1959年，陈长捷作为首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之一，终于走出了功德林监狱。 尽管此时他已经近七十岁，但相较于同龄人，陈长捷的身体仍算硬朗。 释放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与他们会面，强调他们不仅要为国家服务，还应当将自己的历史经历记录下来。 尽管有许多人建议他作为一个高级官员出任更高的职务，但他却选择了低调的工作。 他主动要求做清洁工，扫大街。 陈长捷认为，既然自己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应当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然而，中央政府最终将他安排在上海市政协秘书处，担任文史资料专员。 他在这段时间内撰写了大量文献，内容涉及历史、军事与文化等多个领域，累计字数超过三十万字。 参考文献：[1]英杰.王义凤活捉敌司令陈长捷[J].兰台世界（上旬）,1997,0(1):2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