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北京，枪毙汉奸卖国贼。从“法理”上来说，即便是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汉奸，也应该经由法院审判后再枪决。但实际上当时的法院根本忙不过来，几乎等于瘫痪。而民间呢，“接收大员”们又都急于抢房子。 汪精卫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年少时，他便投身反清的革命事业，加入了同盟会。早期，汪精卫与孙中山的理念相合，曾为中华的独立与民族的复兴付出了努力。 1908年，汪精卫与黄复生计划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虽然行动未能成功。当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部具有较高的地位，但汪精卫逐渐对蒋介石的抗日方针产生了质疑。 在日本军队的压力下，他最终选择叛国投敌，公开支持日本，甚至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了伪“国民政府”。这 更严重的是，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拉拢了一批与其有相同思想的人，成为了伪军和汉奸的头目。 1938年，伪军的数量急剧增加，甚至在短短几个月内，伪军人数便达到了14万人，而到战争结束时，伪军的总人数竟然达到了300多万。 傅筱庵，曾在上海沦陷后出任伪上海市长，他在日本的扶持下，打压抗日力量。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组织发起了多次暗杀行动。然而，由于傅筱庵的狡猾，这些暗杀未能成功。 直到1940年，他的仆人朱升源因忍无可忍，亲自下手，终于将傅筱庵斩杀。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曾与日军合作的汪伪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彻底崩溃。 随后，国民政府开始清算与日本侵略者勾结的汉奸。蒋介石下令，军统特务组织迅速展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军统头目戴笠亲自指挥，以请柬的形式邀请汉奸赴宴。短短几天内，便抓获了200余名汉奸。这场“锄奸”行动迅速波及全国，多个伪省长、伪官员以及间谍如川岛芳子等纷纷落网。 由于长期以来，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立场，且许多“汉奸”曾为伪政权或伪军工作。 当时，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严厉打击汉奸，1944年,《新华日报》曾多次刊文呼吁国民党制定相关法令，惩治通敌卖国者。抗战胜利后，这一呼声更加高涨。 1945年11月，国民政府发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正式展开对汉奸的审查。 这些法令虽然细化了处罚标准，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战后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政府并未能够迅速抓捕所有的汉奸。 经过各地法院的审判，大量汉奸被判刑，其中有369人被判死刑，979人判处无期徒刑。 在这些汉奸中，程斌原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员，曾与杨靖宇将军共同抗击日军。然而，为了个人利益，他在战争中背叛了杨靖宇，投降日军。最终导致杨靖宇的英勇牺牲。 战后，程斌依然继续与日军合作，直到1945年日军败退。他曾企图通过暗杀日军俘虏来掩盖自己的罪行，但最终在1951年被举报。 除了一些直接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和特务，仍有大量“经济汉奸”在日占区内充当税务管理员、商人等角色。 此外，还有不少伪军成员，这些人原本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或地方民团成员，在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下变节。 这些伪军在战后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很多人迅速与国民政府建立了联系，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国民党政府效力，甚至被编入新的军事序列。 1945年到1946年，尽管有数千人被捕，很多汉奸仍旧未能被抓捕。 大量的汉奸逃亡国外，一些甚至成为了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 国民党政府为了增强战斗力，甚至将一些伪军编入正规军。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许多曾经为敌人服务的汉奸和伪军被重新审判。 张伯魁，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汉奸，年少时便展现出暴力倾向。 在1935年，他加入了地方的国民党保安队，之后迅速升职，成为一名巡警。 张伯魁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后因叛变加入了敌人阵营。 1938年，日军占领巨鹿县后，张伯魁投降日本。 他不仅为日军提供情报，还参与了大规模的暴行。 张伯魁迅速升职，成为警备队的指挥官，他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抗日分子与共产党党员。 张伯魁的所作所为让人发指，公开处决、活埋、残杀无辜。 甚至命令手下使用极端残酷的刑罚，如剥皮、点天灯、压杠子、灌辣椒水等。 二战结束后，日本战败，张伯魁逃亡至多个城市，最终在1949年被解放军俘获。 开始时，解放军并未意识到张伯魁的恶行，甚至将他放回。 直到民众的控诉揭露了他在抗战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当地居民纷纷要求对这名罪大恶极的汉奸施以最残忍的刑罚。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建立，法律明确禁止凌迟，但经过一番协商巨鹿县召开了公审大会，张伯魁和其他六名汉奸一同被判死刑。 然而，张伯魁并未在枪决时死去，据说，行刑的子弹并未击中他的要害，而是故意从其腿部穿过。 张伯魁被拖到广场，民众对其进行凌迟处死。 参考文献：[1]李航宇.抗战胜利后湖南汉奸审判工作简论[J].档案学刊,2024(1):78-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