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地下党陈枫去香港汇报工作。临行前，他买了5盒云片糕，将情报夹在里面。路上，海关搜身，他们把云片糕一盒一盒地撕开翻看。 1940年代，陈枫在广西柳州进行地下活动，表面上以商人的身份掩护自己。 敌人封锁愈加严密，陈枫逐渐放弃了携带实物，而是将情报全盘记忆于心。 陈枫还运用商人身份为革命事业积累资金。 他曾借助国军的农业贷款政策，借此获得大量资金后，他巧妙地将其转手。 1946年，陈枫从广东调任广西，担任桂柳区特派员，并在此后先后担任了桂柳区工委书记及广西城市工委书记等职务。 此时的广西正处于极其复杂的战时环境，敌我力量交错，他根据多年从事白区工作中的经验，结合广西的特殊情况，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 《秘密工作条例》中，陈枫要求党员时刻保持警惕。 条例中详细规定了各级党组织的运作细节，明确了如何管理文件、如何处置紧急情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安全防范等内容。 陈枫经常通过身边的案例来教育党员。 在1948年，党内某些岗位还没有专职油印员，韦纯束便在桂林市临时工委负责油印工作。 陈枫提醒他，在完成工作后，必须彻底清洁印刷工具。 甚至提醒在日常生活中，个人衣物和用品的使用都应与身份相符。 在桂林市城工委搬迁至柳州时，他最初在柳州古香东路开设了一家米店，为了避免暴露，他曾经多次搬家，且每次换住地都十分谨慎。 一旦察觉到身边有潜在的危险人物，他会立刻改变住址。 甚至在敌人可能突然出现的情况下，他也能保持冷静。 1949年初，在桂林江东村的一次紧急会议上，陈枫与其他12位干部在一个木板屋内开会。 由于当时桂林敌特势力较为强大，因此会议异常紧张。 正当会议进行时，突然传来附近的警察吆喝声，大家顿时警觉。 然而，陈枫并没有急于做出反应，最终确认敌人并未向会议地点进发。 会议得以顺利进行，且没有暴露。 1949年，他在柳州的龙壁山举行了广西解放前的最后一次中共广西省城工会议。 会议期间，突然传来机枪声，陈枫仍保持冷静，指挥与会人员分散隐蔽，并迅速派遣两名同志前去侦察敌情。 经过判断，陈枫确认此次枪击并非敌人针对，而是敌方巡逻艇的误射。 会议继续进行，并顺利结束。 1948年6月，陈枫与交通员熊柳生一同赴香港，准备向中共华南分局汇报工作。 在离开柳州前，他们特意准备了五盒云片糕。 陈枫小心翼翼地将汇报提纲夹在其中一盒糕点里。 途中，他们在深圳遇到海关人员的严格检查，海关人员逐一撕开盒子查看内容。 陈枫神色平静，令人意外的是，检查人员并未拆开第五盒，含有秘密文件的糕点最终未被发现。 陈枫和熊柳生终于顺利抵达香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从电波中传来，陈枫为了庆祝这一天，他购买了一对对虾，准备乘机返回柳州。 然而，回到家乡后的消息却得知中共桂林市工委书记陈光被敌人逮捕。 陈枫向桂林市工委副书记黄绍亮发出电报，邀请他立即来柳州商讨对策。 尽管敌人对陈光进行了严刑拷打，陈枫依然坚信他会坚定不屈。 为此，他决定采取三项紧急措施：一是坚守桂林市党组织； 二是加快动员群众，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三是全力营救陈光，必要时调动桂北游击队进行武装营救。 然而，敌人并未泄露陈光的具体关押地点。 当消息传来，陈光不幸英勇就义时，陈枫深感悲痛。 不仅如此，1947年，桂林的党员覃展获悉国民党当局即将在城市内进行大规模的搜捕。 陈枫当机立断，指示覃展暂时不要回家，迅速离开桂林前往香港，并为他提供了一个金戒指。 覃展成功转移到香港。 对于其他面临类似危险的同志，像柳州龙城中学的方宏誉、罗杰林等五位党员教师，以及广西大学的谢之雄等人，都通过陈枫的指引，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区。 1949年，陈枫主持组织了省城工委干部会议，布置了“里应外合”。 这项工作要求同志们深入敌伪机关，调查收集重要的档案。 四个市的地下党迅速动员党员和外围力量，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敌方的档案资料。 陈枫亲自指挥对这些情报的整合和汇总。 各市的党组织也根据陈枫的指示，制定了相应的应变方案。 参考文献：[1]轲阳.和陈枫同志在一起的日子里[J].传承,2003,0(2):2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