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有一天，大夫问钱学森：“100-7=？”钱学森脱口而出93。大夫继续问：“93-7=？”钱学森迟疑了一下，答86。大夫再问：“86-7=？”钱学森顿时脸色变了，大声呵斥！ 2002年，北京301医院的一间病房里，98岁的钱学森正在接受一次例行检查。 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指点中国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而是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 他的身体渐渐衰弱，家人和医生都对他的健康状况格外关心，尤其是他的认知能力是否仍然清晰。 这一天，医生决定通过一项简单的测试来评估钱学森的思维状况，医生问道：“100减7是多少？” 钱学森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93。”医生点头示意，接着问：“93减7呢？” 这一次，钱学森稍微停顿了一下，说道：“86。”医生继续追问：“那么86再减7呢？” 这一连串的简单问题，钱学森逐渐察觉到了其中的不寻常。 他猛地抬起头，锐利的目光直视医生，眉头微蹙，语气陡然提高：“你知道你在问谁吗？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这一声呵斥，让在场的医生和家人一时间愣住了，但很快又露出了释然的笑容。 钱学森的反应，正是一个健康而清醒的头脑所具有的敏锐特质，他不仅敏感地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意义，还以强烈的自尊捍卫了自己的价值。 这位老人，曾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和国防力量奠定了基石，即便到了晚年，依然保持着清晰的头脑和对自我身份的深刻认知。 他从不允许自己被轻视，更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低估”，这不仅源自他的个人成就，更与他对科学的严谨态度、对生命的深刻理解息息相关。 钱学森是一个严谨到极致的人，他的医生赵聚春回忆，在为他开药时，钱学森总会附上一张清单，列出所需药品的详细名称，还会附上药品的外包装。 他甚至会仔细询问新药的成分是否与原来的配方一致。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位细致入微的大科学家，他的晚年也并非一帆风顺。 早在1980年代初，钱学森就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尽管手术成功，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身体逐渐出现了各种问题。 双侧股骨头坏死让他不得不依赖轮椅行动，而腰椎骨折也让他在晚年不得不长时间卧床。 但无论身体如何虚弱，钱学森从未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国家的关注。 每天早晨，他都会准时阅读报纸，密切关注国内外的动态，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各种书籍，从航天科技到哲学、历史，无一不涉猎。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思维方式，让他对“100减7”这一简单问题感到格外敏感。 对于他而言，这些看似普通的问题，仿佛在试探他的智力与尊严。 但这并不意味着钱学森对任何事都表现出这样的强硬态度，事实上，在他的生活中，也有许多柔和和细腻的一面。 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中；而作为一名丈夫，他与妻子蒋英之间的深厚感情更是令人动容。 晚年时，蒋英也因健康问题频繁住院，钱学森每次住院都会第一时间关心妻子的状况，而蒋英也总是问起钱学森的身体状况。 他们的感情深厚，但方式却不落俗套——两人在医院聊天时，由于听力衰退，往往“各说各话”，但却聊得津津有味。 不仅如此，钱学森晚年还特别关注中国教育的发展，并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来杰出的人才？” 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中国教育界反思的焦点，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过于注重功利性，忽略了学生创造性和综合能力的培养。 他强调，科学家需要具备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而这两种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多元化的教育背景。 这种多元化教育的理念，与钱学森自己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他的父亲钱均夫在他年少时，不仅让他学习理科知识，还让他练习绘画、书法和乐器。 这种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使得钱学森在后来的科学研究中拥有了独特的视角，他深刻体会到，创新的核心在于联想，而联想的来源正是多方面的知识积累。 而钱学森晚年也曾因研究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而引发争议，他曾支持成立“507所”，试图用科学方法探究这些看似神秘的现象。 尽管他的初衷是好的，但这一领域因缺乏严谨的研究方法，最终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甚至一度被解读为“迷信”。 但在钱学森看来，科学的探索本就需要包容失败，未知的领域值得认真对待，而非一味否定。 1955年，他克服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当时，美国将他视为“战略资源”，甚至声称“宁可杀死他，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钱学森依然决心回到中国，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奉献一生。 正是他的归国，加速了中国导弹和航天技术的发展，也让中国在短时间内跻身世界科技强国之列。 晚年的钱学森虽饱受病痛折磨，但他的精神却始终充满力量，那一次在医院的“100减7”测试，不过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却生动地展现了他一生的智慧、自信和尊严。 他的一生，是对科学的不懈追求，也是对祖国最深沉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