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一个解放军少尉副连长脱下军装，按18级干部标准转业到福建地方，在厅属建筑公司任保卫科干事，拿着66块钱的月工资，经人介绍，次年娶了一个仙游的姑娘，过起了令人羡慕的小日子 。 1956年的夏天，那时的中国正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收官阶段，百业待兴，到处都需要建设人才。作为一名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少尉副连长，李文祥接到了可以转业的通知。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福建省作为沿海重要省份，也在积极招收转业军人充实各个部门的建设力量。 经过慎重考虑，李文祥选择了转业。按照当时的政策，他被确定为18级干部，这个级别在当时属于基层干部的中等水平。 1956年8月，他正式脱下了穿了多年的军装，收拾行囊南下福建。相比中原地区，福建的气候温润，空气中总是飘着淡淡的海腥味，这里的一切对李文祥来说都很新鲜。 来到福建后，李文祥被分配到一家厅属建筑公司。建筑行业在五十年代中期是重要的经济部门，负责承担各类基础设施和民用建筑的施工任务。他在公司担任保卫科干事，主要负责工地的安全保卫工作。66元的月工资在当时是一个不错的收入水平，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两倍左右。 1957年的春天，在建筑公司附近的菜市场，李文祥遇到了来自仙游县的陈宝珍。陈宝珍带着典型的闽南女子特点：善良朴实，勤劳持家。她不仅精通闽南美食的烹饪，还会制作各种传统小吃。经过热心人的介绍，两人开始相互了解，很快就确定了婚姻关系。 如今回望这段历史，李文祥的经历展现了那个年代普通人的生活轨迹。从军人到建筑公司干部，再到农村支援者，每一个角色的转换都映射着时代的变迁。 1962年，正值国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后的困难时期，粮食短缺、物资匮乏，农村更是陷入深重的贫困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文祥毅然决然响应党的号召，报名支援农村。当他咬破手指，将鲜红的血指印摁在报名表上时，那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带着妻子和一腔热血，李文祥回到了家乡范县。他的眼前不是丰收的田野，而是铺满盐碱、寸草不生的贫瘠土地；迎接他的不是富足的生活，而是连一顿饱饭都难以保障的父老乡亲。曾经在战场上驰骋沙场、攻城拔寨的他，这一刻却感到一种新的挑战压在肩上。他并没有退缩，而是横下心对自己说：“如果连贫困都不能战胜，我还谈什么革命胜利？” 李文祥很快被推举为村里的大队长。这是乡亲们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的期盼。面对一片贫瘠土地，他日复一日地行走在田间地头，反复琢磨如何才能让这片土地焕发生机。当时，县里提出引黄河水种植水稻的号召，李文祥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改变北街村面貌的一个机会。凭借着在福建时积累的种稻经验，他主动担任稻改队长，带领村民修渠引水，开垦水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盐碱地硬得像石板，挖渠时常常需要耗费巨大的力气，而乡亲们一开始也对种稻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面对困难，李文祥率先垂范，带着妻子和村里的青壮年昼夜奋战。他们用铁锹一点一点地凿开盐碱地的顽固外壳，用汗水和信念浇灌出希望的嫩芽。几年后，北街村的水稻田一片绿意盎然，乡亲们终于迎来了丰收的喜悦。 然而，李文祥并未因此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始终以简朴的生活方式示人，和村民们一起过着清贫的日子。即便1998年国家开展“爱心献功臣行动”，他被确定为需要翻修住房的革命功臣之一时，他却拒绝了这份关怀。 他对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我的房子虽然简陋，但既不漏雨也不透风，能住得下。国家的资源还是留给更需要的人吧。”这样的话语，既是谦逊的体现，也是他心系群众的真实写照。 即使在2011年，当民政局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粉刷了房子、安装了现代化设施后，他的第一反应却是埋怨：“早知道会这样，我就不离开家了。”这样的态度，让人看到一个真正淡泊名利的人，一个把个人需求放在集体利益之后的无私党员。他的生活简朴到令人动容：几十年来，无论乡村经历多大的自然灾害，翻遍救济名册，始终找不到李文祥的名字。他始终认为，困难群众比他更需要帮助，自己并不该额外索取。 李文祥这种淡泊名利的品质从何而来？是因为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常说：“我生长在黄河岸边，我是黄河的儿子。”这句话并不仅仅是一种乡土情结，更是他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深刻认识。黄河是生命的源泉，却也以浑黄的河水和湍急的水流象征着磨难和不屈。李文祥将这种黄河精神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以坚韧、奉献和牺牲精神贯穿一生。 从枪林弹雨的战场到贫瘠艰苦的农村，李文祥始终如一。他的选择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他的坚守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从未追求过显赫的名声或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是用朴实的行动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他是黄河的儿子，也是人民的儿子，他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用一生的努力和牺牲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