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上午8时多，唐君尧、谭海等人把蒋介石押送到新城大楼。蒋介石因过度惊惶，下车后不能步行，几个人只好搀扶着把他送进东厢房。 蒋介石进屋后，面色惨白，由于未带假牙两腮内凹，上身穿古铜色春绸丝棉袍，下身只穿衬裤，脚没穿袜子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凌晨五点多东北军攻入华清池后，蒋介石在逃跑时跳墙导致腰脊负伤，疼得腰直不起来，所以到房子后，他坐在椅子上，全身发抖，呼吸迫促，不断出声长吁。 把蒋介石安置好后，宋文梅（杨虎城的特务营长）留下来负责看管。过了一会，杨虎城的勤务兵苏廷瑞进屋来问蒋介石：“吃饭不吃?” 蒋介石说：“把我弄到这个地步了，我不吃饭。” 苏廷瑞还是送来一杯开水，蒋介石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杯子。 苏廷瑞说：“请委员长喝水。” 蒋介石才拿起杯子，在十分钟内，连着喝了十来杯水。 接着，杨虎城派勤务兵送来棉衣、棉裤、棉鞋，蒋介石说：“杨主任的，我不穿。”勤务兵只好把衣服拿出去。经大家商量，猜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又由苏廷瑞把原来衣服拿进来，说：“这是我们自己花钱买来的衣服，天这么冷，还是换上吧。” 蒋介石马上转过头来，说：“啊，你们给我买的，好，好，我穿，我穿。” 几个人见蒋介石没带假牙，吃不了东西，就让厨房给他做了一碗麦片粥。蒋介石故伎重演，板着面孔说：“他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我还能吃他们的饭吗?” 勤务兵端着粥碗向外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说：“这算是我买的，还是吃些吧!”蒋介石马上接过碗，连声说：“好，好，我吃，我吃。” 喝完粥后，蒋介石对苏廷瑞说：”你叫什么名字，给我开一个名单来，我带在身上，将来回到南京，不会忘记你们对我的好处。”副官和勤务兵们并没有人理睬。 上午9时半左右，张学良前来面见蒋介石。据当时在场的宋文梅回忆，蒋介石和张学良话不投机，谈了几句后，就低头不语，张学良只得退出。 在12日这天，张学良三次去见蒋介石，但是蒋介石根本不容他说话，有一次还厉声斥责张学良说：“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 蒋介石甚至用手捂着耳朵，连说：“我不同你讲话，我不同你讲话。” 12日夜晚，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让他营救蒋介石。李兴中把信交给张学良、杨虎城，并认为这封信是西安绥署新来的一部分陆军大学学生写的。 张学良看到这封信后，认为西安绥署内部人员复杂，把蒋介石关押在绥署所在地新城大楼非常不安全。张学良征得杨虎城的同意，决定把蒋介石转移到金家巷张公馆附近的高桂滋公馆去住，由东北军卫队营负责看管。 高桂滋公馆条件较好，且无人居住。13日晚11时许，东北军师长刘多荃奉命和宋文梅到新城大楼劝蒋介石迁居，他们说新城太吵，休息不好，高桂滋公馆较为安静，又有采暖设备，请蒋介石搬到那里去住。 蒋介石看到宋文梅腰间还挂着手枪后，认为是要枪毙他，因此他一面向床里边缩，一面说：“我兼行政院长，西安绥署直属行政院，是公家地方，要死也死在公家地方，哪里也不去。” 宋文梅与刘多荃退出室外后，刘多荃看见宋文梅腰间的手枪后，笑着说：“怪不得吓死他，把枪掖在你衣服底下吧!” 过了一会，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奉张学良的命令也来劝蒋介石搬家，他腰间也挂着手枪，刘多荃说：“你又来吓蒋介石呢!” 于是几个人各自藏好手枪，再进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干脆不理会几个人，用被蒙着头，哼哼作声，几个人又不能用强，只得再次退出。 张学良无奈之下，又去找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让他去劝说蒋介石搬家。邵力子去了劝说说：“高桂滋公馆离张学良公馆很近，又有御寒设备，卫生条件也好。” 蒋介石坚持说：“我决不迁移他处，如他们不能送我回洛阳，我就死在此地，这是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我是行政院院长，所以决不能离此地。 ” 14日下午，杨虎城与张学良商量之后，身穿军装单独去见蒋介石。杨虎城进屋后，给蒋介石行了军礼，站着讲话。蒋介石态度也很好，一定要杨虎城坐下来谈话。 蒋介石问：“你们最初决定干这样的事，究竟是听了什么人的话?” 杨虎城说：“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个人决定的。” 谈到最后，蒋介石说：“这件事我自己也有责任，我太相信你们了，太疏于防范了，所以发生这样的事。你们应该马上设法把我送回南京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 杨虎城站立起来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 在杨虎城走后，蒋介石心情好了不少，这是因为，张学良、杨虎城相继来看他，并且态度都很好，这就让蒋介石对自己的个人安全暂时放下心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