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钱学森的父亲去世之后，中央曾要给钱学森发放3000元的补贴，妻子想收下这个钱，但钱学森表示钱是组织的，我们不能要。 钱均夫是钱学森的启蒙老师，更是他一生的楷模。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钱均夫深信教育才是强国之本。他常说：＂教育是立国之本，兴邦之器。＂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钱均夫依然坚持在教育一线工作，即使生活再艰难，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教育理想。 钱均夫非常注重培养钱学森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他经常鼓励钱学森要敢于质疑，勇于探索未知的领域。在钱学森年幼时，钱均夫就常带他外出游览，让他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每到一处，钱均夫都会详细地给钱学森讲解其中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启发他从多角度思考问题。 久而久之，钱学森养成了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习惯。这为他日后在科研道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钱学森曾感慨地说：＂我的成就，源于父亲的谆谆教诲。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求学。＂ 除了钱均夫，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也给予他巨大的影响。章兰娟天资聪颖，尤其在数学方面颇有天赋。据说，钱学森遗传了母亲的数学基因，这在他日后从事科研工作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章兰娟还十分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在闲暇时，她常带孩子们制作各种小玩意儿，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钱学森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智慧和才能。他酷爱数学和物理，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钱均夫和章兰娟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们尽一切努力为钱学森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鼓励他追寻自己的理想。 除了父母，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也对他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钱学森的良师益友。在钱学森求学期间，蒋百里多次与他探讨人生和理想，鼓励他投身航空事业。 蒋百里告诉钱学森，一个国家的国防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航空工业的发展水平。他希望钱学森能够投身到航空事业中来，为国家的航空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受蒋百里的影响，钱学森毅然决定投身航空领域，开启了他辉煌的科研生涯。 钱学森曾说：＂一个人的成就，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和社会的培养。＂钱学森的成长历程，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正是在父母的悉心教导和岳父的鼓励支持下，钱学森才能够在科研道路上披荆斩棘，为中国的航天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成为令全国人民骄傲的＂中国航天之父＂。 1969年，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因病去世。钱均夫生前在中央文史馆工作，但因文革停发了工资。钱均夫去世后，中央文史馆一次性补发了他3000多元的工资，这笔钱按照规定应该由钱学森继承。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3000多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何况当时钱学森的家庭也并不宽裕。钱学森的妻子蒋英第一时间想到，这笔钱可以用来感谢照顾公公的侄女钱月华。 钱月华是钱均夫的养女。钱均夫生病期间，钱学森和蒋英都忙于工作，无法悉心照料。是钱月华不辞辛苦，悉心照料着钱均夫的起居饮食。蒋英觉得，拿出这笔钱来感谢钱月华，也算是完成公公的遗愿。 但让蒋英没想到的是，钱学森却坚决反对这个提议。在钱学森看来，这笔钱虽然是文史馆补发的，但本质上是组织对父亲的关怀。作为子女，我们不能将这份关怀占为己有。 钱学森认为，与其将钱留给自己，不如退还给组织。这不仅是对组织关怀的尊重，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和操守。于是，钱学森给文史馆写了一封信，恳请文史馆收回这笔钱。 但文史馆的同志们知道后，却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钱均夫应得的补助，理应由家属继承。退回给组织，反而有违组织的初衷。 钱学森没有因此而改变主意。他再次来信，表示如果组织实在不收，那就请将这笔钱作为他个人的党费上交。在钱学森的一再坚持下，组织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将这笔钱作为他的特殊党费上交。 事后，蒋英无意中听说了这件事。她惊讶于丈夫的决定，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份坚持正是钱学森的可贵之处。虽然自己心中对侄女还有愧疚，但她理解并支持丈夫的选择。 这件事虽然只是钱学森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却充分体现了他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他常说：＂一个人应该有不计个人得失的大局观，要敢于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敢于牺牲个人利益。＂ 钱学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句话。在他看来，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将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利益，才能称得上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正是凭着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坚定的理想信念，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全心全意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无论是在美国求学期间拒绝高薪诱惑毅然回国，还是回国后矢志不渝投身国防科研事业，他始终把个人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