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送暖入屠苏”中“屠苏”，到底是不是酒？很多人都解释错了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正月初一，王安石提笔写下《元日》一诗时，或许未曾料到，“春风送暖入屠苏”中的“屠苏”二字会成为后世争论千年的谜题。 “屠苏”一词最早见于南北朝文献。 《宋书·索虏传》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住屠苏为疾雷击”，此处的“屠苏”明确指向一种鲜卑式圆顶木构建筑，其形制类似后世的天坛，兼具居住与宗教功能。 这种建筑名称随鲜卑汉化传入中原，至唐代仍见于禅宗文献，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某禅师“居寺内屠苏”，可见其作为普通建筑的属性。 药酒之名的诞生则与瘟疫防治密切相关。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首载“正朝屠苏酒法”，以大黄、川椒等七味药材浸制，强调“令人不病温疫”。 南朝宗懍《荆楚岁时记》明确将屠苏酒列为元旦必饮之物，佐证其节俗化进程。 药材配方中的大黄、川椒等俱属驱寒辟疫之品，与汉代“椒酒”传统一脉相承，而“浸药井中”的制法，暗含古人通过水体净化防控传染病的智慧。 回到《元日》诗句的解读，需置于宋代社会语境中考察。 北宋汴京“元旦饮屠苏酒，自小饮至老，次第有序”，这种习俗在司马光《居家杂仪》、陆游《剑南诗稿》中均有印证。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王安石本人。 王安石其弟王安礼曾任太常寺少卿，主管礼乐祭祀，对节俗仪轨极为熟稔。 若将“屠苏”解为建筑，则与“爆竹”“新桃符”等春节元素格格不入；而释为药酒，则与“春风送暖”形成感官呼应：酒液入喉的温热感，恰似春风驱散寒冬。 反对者常以《荆楚岁时记》“进屠苏酒”与“饮桃汤”“下五辛盘”并举为例，认为若“屠苏”特指酒，则语义重复。 实则此处的“进”强调礼节性献酒，“饮”侧重实际动作，二者并不矛盾。 屠苏酒的功能演变映射着中国古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变迁。 汉末伤寒大疫，“阖门而殪者不可胜数”（曹植《说疫气》），药酒防疫成为家族存续的关键。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特别强调冬季调养的重要性，而屠苏酒制作恰需“腊月配药，元旦饮用”，暗合“冬藏春发”的中医理论。 至唐宋时期，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屠苏酒从家庭自制品转变为商品，《岁时杂记》载“医工以腊月献屠苏袋”，市井药铺亦售配制好的药散，折射出医药服务的专业化。 明清以降，屠苏酒的防疫功能逐渐淡化。 清代 “以黄酒代之”，药酒蜕变为普通节庆饮品。 王安石笔下的“屠苏”，承载着宋代人对健康、秩序与自然节律三重期许的文化载体。这种多重性恰是古典诗词的魅力所在。 它拒绝被单一解释固化，却在语义的流动中保存着历史的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