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时，上海的娼妓在6万到10万人之间，而当时上海的女性人口有150万，也就是说

解放时，上海的娼妓在6万到10万人之间，而当时上海的女性人口有150万，也就是说每15个左右的上海女性中可能就有一个妓女。陈毅市长在得知这种情况后，一声令下“灭了”上海10万娼妓，“砸了”30万人的饭碗。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社会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其中娼妓问题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顽疾。长期以来，娼妓现象不仅侵蚀了社会道德，还导致吸毒、赌博、性病等问题的泛滥，严重威胁社会的安定与健康。特别是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妓院的猖獗经营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此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决心彻底根除这一旧社会的遗留问题，以为新中国的建设扫清障碍。 在旧中国，娼妓问题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自殷商时期的巫娼现象起，中国社会的娼妓现象已存在数千年。在20世纪初期，北平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娼妓问题更是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北平登记在册的妓院有230多家，妓女达1400余人，而上海则有800多家妓院，妓女数量超过5000。这些数据还不包括大量的游妓和暗娼，她们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成为社会问题的隐患。 娼妓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个体行为，其背后还隐藏着复杂的利益链条。妓院的经营者往往与当地的黑恶势力甚至官僚腐败勾结，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灰色网络。这不仅导致娼妓本身的受害，还使得吸毒、赌博等问题滋生，并引发大量社会矛盾。更为严重的是，性病的蔓延加剧了社会的公共卫生危机，直接威胁到普通百姓的生命健康。 毛泽东对娼妓问题的关注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1949年，他从香山住处前往北平市内时，偶然目睹了一位妓院老鸨当街毒打试图逃离的妓女。这一幕让毛泽东深感震怒，他意识到，这不仅是个体的不幸，更是社会黑暗势力对弱者的赤裸剥削。他随后责成彭真详细调查北平的娼妓问题，并将情况汇报给自己。通过彭真的报告，毛泽东更加坚定了清除娼妓问题的决心。 毛泽东明确指示时任公安部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迅速采取行动，彻底铲除娼妓问题。他发出了“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的指示。这一言辞铿锵的表态，不仅是毛泽东个人对社会风气治理的决心，也是新中国领导集体对建设一个崭新社会秩序的庄严承诺。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一场大规模的禁娼行动迅速展开。公安部门对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妓院进行全面摸排，登记在册的妓院和妓女被一一清理。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不仅关闭了妓院，还对从业人员进行了思想改造和重新安置。对于那些被迫从事娼妓的女性，政府采取了关怀与救助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她们学习技能，重新融入社会。这种治理方式不仅体现了对受害者的尊重，也展现了新中国的社会治理理念。 禁娼行动的成功，不仅消除了娼妓现象带来的直接社会问题，也显著改善了城市的治安状况。黑恶势力的链条被切断，赌博、吸毒等丑恶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性病蔓延的趋势也被扼制。这一行动成为新中国社会治理的一次重要胜利，为新社会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这场行动带来的意义不仅在于现实的社会效益，更在于新中国对社会治理模式的一次深刻探索。通过禁娼行动，政府展现了以人为本、依法治理的理念。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房子”不仅是针对娼妓问题的具体指示，也是对新中国社会秩序重建的总体要求。这一理念在此后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9年的上海，站在了时代变革的十字路口。百年来侵华列强在这片土地上肆意横行，留下了满目疮痍。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革命的烈火即将燃遍全中国。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年仅38岁的陈毅将军肩负起了接管上海的重任。 初到上海的陈毅，面对的是一个喧嚣繁华却又混乱堕落的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市有娼妓6到10万人，占全市150万女性人口的很大比例。妓院中那些年轻女孩的惨状，更是令人心碎。她们多是被骗或被拐卖来的，年仅十三四岁就沦为娼妓，饱受老鸨和嫖客的摧残。在无尽的凌辱折磨中，许多人选择了自杀，实在是不堪其辱。 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陈毅深知必须从根本上铲除旧社会的这一毒瘤。娼妓问题，折射出旧中国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要让上海重获新生，就必须对症下药，打击色情产业的经济基础，同时解救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妇女，让她们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