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船王“卢作孚在重庆家中自杀，震惊全国。他曾带领民生公司完成宜昌大撤

1952年，“船王“卢作孚在重庆家中自杀，震惊全国。他曾带领民生公司完成宜昌大撤退，保住了中国工业命脉。1949年，他毅然将香港的18艘轮船开回大陆，但新中国成立后却遭到批斗。面对查账组质问，他拍桌怒吼：“我连茶叶都只喝高碎！“

抗战胜利后，卢作孚将长江航运的重心转移至上海，以此作为沿海远洋航运的基地。他拓展航线，增设上海至台湾、汕头、香港及南洋的线路，同时开通北洋航线，连接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等重要港口，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公司的分支机构和办事处。此外，他与金城银行合作筹资100万美元，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置三艘海轮，将航线延伸至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如果没有国共内战，他或许能够凭借卓越的航运战略，进一步壮大航运版图，创造更辉煌的成就。

1907年，14岁的卢作孚以优异成绩完成相当于小学高年级的书院学业，但由于家境贫寒，未能继续接受正规教育。他开始依靠自学，通过补习班或夜校积累文化知识。1914年，21岁的他虽然只有小学学历，却凭借自学能力被聘为合川中学的数学教师。

1921年，27岁的卢作孚结束个人奋斗阶段，开始投身社会事业，受川军杨森之邀，担任泸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他在川南地区推行通俗教育，创办川南师范学校，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主持校务与教学，推动现代教育发展，培养新式师资力量。

1925年，杨森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失败，卢作孚的教育事业被迫中断。他深刻意识到，单靠教育难以实现国家富强，仅凭个人力量推进教育救国不仅困难重重，成效也极为有限。32岁的他毅然决定放弃教育事业，投身实业，开始一条更具挑战但更有希望的“实业救国”之路。

1952年2月8日清晨，冬日的寒雾笼罩着山城重庆，空气中透着刺骨的凉意。59岁的卢作孚独自坐在民国路20号的公寓内，端起一杯清水，将整瓶药片一饮而尽。桌上，一张字迹工整的字条静静压着：“公司账目要交待清楚。”这个曾叱咤风云、掌舵民生公司二十余载的“船王”，在这个寒冷的早晨，悄然离世。

故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49年。当时，民生公司最后的18艘轮船停泊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国民党特务虎视眈眈，美国公司代表也带着丰厚的支票上门，开出每艘船2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面对这笔巨额交易，卢作孚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清楚，这些船不仅仅是资产，更是民族工业的命脉，必须开回祖国。

1950年6月，在多方压力之下，民生公司船队终于突破国民党封锁，平安驶入大陆港口。船队回到重庆，等待他们的却不是预想中的鲜花和掌声，而是一场席卷而来的“民主改革”运动。码头上的标语换了，公司管理层重组，办公桌上摆满了崭新的马列书籍，墙壁上贴满了批判大字报。卢作孚和他的员工，逐渐成为被“改造”的对象。

跟随卢作孚多年的老轮机长，在批斗会上被押上台，被指控为“反动分子”。紧随其后的，是针对卢作孚本人的指控，罪名包括“走私”和“贪污”。然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卢作孚的家庭生活依旧清贫，员工们私下议论，送文件去他家时，见到夫人仍在补洗旧袜子。面对查账组的质问，他拍案怒斥：“我连茶叶都只喝高碎！”

卢作孚在北碚推动市民自治，组织成立了“北碚市民代表大会”，与传统的官派方式不同，这一大会的代表由市民直选产生。《嘉陵江报》曾报道市民会议的情况，记录了会议决议的多项事务，包括禁止沿街洗晾衣物和饲养敞放牲畜、加强食品卫生管理、设立蓄水池以防火灾，以及统一搭建街道凉棚等。这些措施的出台，既有官方规定的推动，也符合市民需求。对此，卢作孚曾感慨道，中国民众并非缺乏治理能力，反而最能有效解决公共事务。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大量工业物资和人员涌入宜昌，这里成为中国工业核心资源的集中点。然而，长江航运受枯水期限制，能够顺利通航的时间仅有40天。长江水道险峻，运输能力有限，宜昌分公司门前人潮拥挤，秩序混乱。在这一紧急关头，民生公司成为首选。这家企业自1925年创立以来，逐步发展壮大，在长江航运领域屡创纪录。1933年，该公司以低价购入英资公司无法打捞的沉船，仅用两个月就完成打捞和修复。

1935年，成功整合了长江上游的多家本土航运企业，大幅改变了外国公司在长江航运市场的垄断局面。1937年，更是在极端水文条件下创新航行方式，突破了枯水期运输的限制。正因如此，卢作孚在宜昌安抚混乱的人群时，只说了一句“请回去！所有的人明天见！”便成功恢复秩序。

作为民营企业，民生公司在整个西迁过程中承担了巨大责任，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公司117名员工牺牲，76人受伤，16艘轮船被炸沉或失事，69艘船只受损，部分船只被政府用于阻塞水道或被敌军劫持，整体损失的轮船总吨位超过两万吨。

仅1939年，公司因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便高达4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