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初，老蒋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检讨会，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检讨会就是

1948年8月初，老蒋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检讨会，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检讨会就是当时国民党军政统治集团的一个缩影——老大格局狭隘，私心太重；下面就座的，有人居心叵测，趁机拆台；有人牢骚满腹，起哄架秧子。虽说其间不乏有些战略眼光，能提些中肯意见的人，但因为整体上人心已经散了，整个统治机器已经坏到根了，所以这些个红的黑的，好的坏的交织在一起，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大厦将倾。 老蒋开这个会，规模很大，能到场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全到了。为了大家能够畅所欲言，达成检讨改进的会议效果，老蒋在开幕式致辞之后，直径离场，只留下眼线在会场作记录。 哪里知道，老蒋前脚刚走，素有“何婆婆”之称的时任国防部长何应钦就在会场上扔了一枚重磅炸弹，直接抛出了国军“损失报告”。 何应钦说：“二年多来，国军死伤、被俘和失踪总计三百万人，损失步枪一百万支、轻重机枪七万挺、山炮野炮重炮一千多门、迫击炮和各种小炮一万五千多门，再加上损失的战车、装甲车、汽车、通讯器材和各种弹药，不计其数。” 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一经抛出，顿时引起了与会将领的一片哗然。 自内战开打以来，虽说谁都知道蒋军一路吃败仗，但究竟败到何种程度，损失成什么样，在座的将领浑浑噩噩，实际上是不愿直面的。何应钦作为老牌政客，当然知道在会场上冒然公布这些数字，与军心士气是多么的不利，但为了直接打击政敌陈诚，间接影射老蒋，他又岂能放过这落井下石的绝佳机会。 一切正如何应钦所料，这枚重磅炸弹扔出去，会场随即炸开了锅，不少将领，尤其是那些曾受过陈诚气的杂牌军将领，直接就在会场喊起了“杀陈诚以谢国人”。 参谋总长顾祝同是老蒋的奴才，见会场失控，他不得不登台制止，一再强调会议纪律。 就在这时，滑稽的一幕出现了。 陈诚的亲信将领为了给为不在场的老大解围，利用顾祝同登台叫停的机会，立即转移话题，大谈一个多前的豫东之战。此战，蒋军损失9万人，第七兵团全军覆灭，兵团司令区寿年被俘，陈诚的亲信将领气势汹汹地指责，何应钦、顾祝同在此战中指挥严重失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打击陈诚，打着打着，鬼火竟然烧到了自己的屁股上。 何应钦倍感尴尬的同时，也就泄了气。 这一幕讽刺的意义很强烈，在蒋军之中，何应钦、顾祝同的人品算好的了，但在这危急存亡之秋，他们想的、干的，尽是这些。 如此，蒋军岂有不败之理。 老蒋发觉会议的气氛被何应钦带偏之后，苦口婆心地要求不要把检讨会开成“丧气会”，大家要提出有价值的意见，以供参考。 为响应老大，黄埔一期生、后来自称鹰犬将军的宋希濂率先登台，非常感慨地发出了一句灵魂拷问。 这一问不得了，差点给会场气氛彻底问死了。 宋希濂说：“我从新疆回来，途经兰州、西安、武汉时，碰到了许多团营级的军官，他们曾围着问我：‘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打仗？’我当时无言以对。今天，我也要这么问一句，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军队如果不能理解作战目的，我们怎能保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呢？” 问完，宋希濂又揭开一块老蒋的致命伤疤：“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一路下来，我见到的是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不要说普通士兵，即使是军官，生活都难以为继。” 对于宋希濂的问题，谁做出真切的回答，无疑就等于宣判了老蒋的死罪。 当然，没有人。 可就在这个时候，“小诸葛”白崇禧站出来，提了六点战略意见。 有人讲，白崇禧在当时提出的这六点建议，老蒋要是遵照执行，可能力挽狂澜，转危为安。 白崇禧的建议真有这么厉害吗？ 还是先来看看他都说了什么。 白崇禧说—— 第一、绥靖区设立不规范，规模不一，交叉管辖，不便于指挥，应废除各地设立的绥靖区，以各省为界，实施“总体战”； 第二、在今后的作战中，重视战略“面”的拉锯，放弃对战略“点”、战略“线”孤立的争夺； 第三、在沈阳、北平、西安、武汉、南京这五个主要城市，扩建大的空军基地，同时集中十个战斗力强的机械化师，依托这五个基地，随时空运进行机动作战，支援各个战场； 第四、鉴于战车数量不足，应该组建十个骑兵师，以提高机动作战能力； 第五、应尊重各级指挥系统，上级不能越级指挥，下级不能越级报告。 第六、保证官兵的生活，尤其是军官，要保证发到手的钱，能维持本人及家人的最低限度生活。 客观地讲，作为国民党高层中少见的职业军人，白崇禧所提出的六点建议，的确比何应钦、顾祝同等人的政客做派强，在一定程度上也许能给蒋军打一剂强心针，但问题是，这样的强心针仍然扭转不了天下大势、人心向背的问题。 更有人讲，如果老蒋能接受白崇禧的建议，那他就不是那个老蒋了。他的败亡，是由他的格局以及腐朽的本质决定的，简而言之，他只信他自己的，不可能采纳白崇禧这个异己的建议。 见老蒋依旧如此，白崇禧没打招呼，会没开完便负气飞走了。 有历史观察家认为，从此白崇禧对老蒋的命令就没有那么服从了，检讨会开到最后是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