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一天，夏之时用马靴狠狠地踢向妻子董竹君的胸口，又用木头箱子把她砸得头破血流，还对她举起了菜刀！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风波和战乱连绵不断，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充满了求生与斗争的故事。董竹君的一生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她的命运波折多端，却也极具传奇色彩。 董竹君出生于一个贫穷的佣人家庭，童年的生活十分艰难。12岁时，由于家庭的经济困难和父亲的病情，她被迫进入了一家名为堂子的场所，开始了卖唱生涯。原以为只是简单的表演京剧，但很快她便意识到这里的环境远比想象中更为险恶。 不甘于沉沦，董竹君在两位有同情心的老鸨的帮助下，结识了革命党人夏之时。通过夏之时的帮助，她成功逃离了这个险境，并与夏之时结婚，随后二人一起逃往日本。 在日本，夏之时的革命活动使得他常常不在家，而董竹君则在家中照顾家庭，并继续自己的学业。然而，夏之时对董竹君的束缚也日益增强。 他因为过度担心而限制了她的社交和学习，甚至到了不允许她外出上学，只能在家中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这种过分的控制和保护，使得董竹君的生活圈子极度狭窄，她的社交活动受到严重限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夏之时决定回国参与革命。在离开前，他留给了董竹君一把手枪，这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更是一种极端的表达，暗示了对她绝对忠诚的要求。 这种行为加深了董竹君对夫妻关系的复杂感受，她意识到，虽然夏之时是一位爱国英雄，但他在婚姻和个人关系上显得十分狭隘。 董竹君最终随夫回到中国，并在成都成为了四川省都督夫人。这个身份虽然带来了表面上的荣耀，但实际上，她在婚姻中的痛苦和挣扎才刚刚开始。 董竹君在夏家的生活并非容易。她的每一天都在尽力维护与夫家的和谐，从料理家务到管理财务，从教育侄子到策划家族婚礼，她努力扮演着一个理想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然而，当她接连生下女儿时，家中的压力再次升级，婆婆的态度变得异常恶劣，甚至恶言相向，要求她将女儿扼杀。 面对夫家的种种不公，董竹君始终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即使在夏之时因政治失误而被迫退居文职，迁往成都，家庭生活的压力并未减轻。夏之时的生活态度逐渐消极，沉溺于赌博和鸦片，董竹君尽管心灰意冷，却仍不断尝试引导丈夫回到正轨。 1928年，随着国内局势的恶化，董竹君感到一种深刻的不安。夏之时却错误地认为时局已稳，梦想着重新崛起。这种错觉促使他离开家，前往江南，寻求重振事业的机会。 随后的一年里，四川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董竹君面对无法维持的家业，决定关闭其经营的织袜厂和黄包车公司。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和更好的教育机会，她决定搬迁到上海。 在将所有财务交由夏家的六弟夏有文保管后，她只带着四个女儿和年迈的父母，以及仅存的四百元，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 然而，到达上海后的家庭再聚首却不如预期的温馨。夏之时对董竹君带来的大家庭显得不悦，他未能理解董竹君面对政治动荡的无奈选择。这份夫妻间的隔阂，未被时间与距离抚平，反而因误解与猜疑而加剧。 面对夫妻关系的裂痕，董竹君坚持理性表达，试图维系这段关系。但夏之时的苛刻态度与无理要求，使得她的努力变得愈发艰难。特别是在女儿教育问题上，夏之时的阻挠几乎让董竹君崩溃。 事态的恶化源于一封平凡的信件。该信件由董竹君的女儿的钢琴老师张景卿所写，内容无非是些日常寒暄与感谢之词，然而夏之时却将之视为妻子背信弃义的证据。 他的误会和指责激化了夫妻间的矛盾，甚至演变成暴力的冲突。在这场家庭风波中，董竹君的坚强与独立成为了她面对逆境的盾牌。 最终，董竹君在亲情与尊严之间做出了选择。在一连串的家庭暴力和精神折磨后，她决定带着女儿们离开，选择了一条更为独立和尊严的生活道路。 为了生存，董竹君曾做过多种工作，包括体力劳动和工厂工人。她的坚强与努力，最终使她在上海滩立足，甚至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办了自己的企业——锦江饭馆。 1935年，董竹君在仔细的市场调研后，决定开设锦江饭馆。这一决定不仅是基于商业考量，更是她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饭馆位于市中心的便利位置，很快吸引了众多食客，包括当时的社会名流和政要。 尽管不可能亲自上战场，董竹君通过饭馆的运营，为国家的战时需求做出了贡献。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还参与了一些地下抗日活动，尽管风险极大，她从未后退。 新中国成立后，展现了董竹君非凡胸怀的一幕发生了：她将自己辛苦经营多年，价值连城的锦江饭馆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参考资料：向亚云编著. 时代女性 百年风华[M].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