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北京一名18岁少年，因抢了路人1顶帽子被判流氓罪，并处以死缓。他积极参与劳改，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中国的法律历史源远流长，经历了无数的变革和发展。在古代夏商周时期，已经有了初步的奴隶制法律体系。西周时期的《吕刑》法典，更是详细地规定了罚金等级及赎刑制度，其内容多达三千条，显示出古代法律的复杂性和严密性。 进入战国时代，法律制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魏国的李悝汇总了当时各国的刑法，编纂成《法经》。 此外，商鞅在秦国进行的变法也极大地影响了法律体系，使其更为严苛。随后的历史时期，如三国、隋唐、宋、辽、金，都在不断地对法律进行修订和完善，体现出不断适应社会变革的需求。 到了元、明、清三个朝代，法律制度逐步成熟，清朝的《大清律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也是非常完整的法典。这部法典对后世的影响深远，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集大成。 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法律体系开始现代化转型，接近于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尽管中国的法律体系一直在变革中发展，但制度的连续性和对法律的尊重始终未变。 特别是在1979年至1997年间存在的“流氓罪”，根据法律规定，“流氓罪”包括了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等多种行为。 对首要分子，刑罚尤为严厉，可以达到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在1983年的严打运动中，该罪名的刑罚上限扩展至死刑。 牛玉强，出生于1965年的北京，成长背景较为普通，但童年时因缺少家庭的严格监督而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惯。他的顽皮和与邻里孩子间的打斗，虽看似普通，但随着年岁增长，这些行为逐渐演变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1983年，他与伙伴因抢夺帽子并引发斗殴而首次触法。随后，他组织了一个名为“菜刀队”的团体，成员多达十几人，统一戴着黑色面罩进行打架斗殴，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这一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极为恶劣，引发了广泛的公众不满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法律的严厉介入导致牛玉强及其团队成员被迅速逮捕。作为该团队的骨干成员之一，牛玉强最初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这在当时反映了对于严重犯罪的无容忍政策。 然而，在服刑期间，牛玉强表现出了改过自新的努力，表现积极，因此在新疆的一个监狱中进行劳动改造。经过一系列的法律程序，他的刑期先后被改为无期徒刑，再调整为18年有期徒刑，计划在2008年释放。 然而，在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牛玉强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90年10月，他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在监狱内部的治疗尝试失败后，他的父亲成功申请了保外就医，希望通过更好的医疗条件恢复他的健康。 保外就医期间，牛玉强经过数月的治疗有所好转，但病情未能完全控制。监狱的医疗专家组在评估后，决定延长他的外保就医期限一年。这期间，牛玉强依然遵守规定，每月向当地派出所汇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表现。 意外的是，在保外就医期结束后，牛玉强并未接到返回监狱继续服刑的通知，也无从地方派出所接到相关指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留在家乡，与社会重新接轨，并在亲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未来的妻子刘某。 1997年夏，两人喜结连理，之后生育了孩子。尽管牛玉强并未收到召回令，他仍然遵守了保外就医期间的规定，每月如期进行思想汇报。 原本牛玉强的乡亲们认为他可能不需再返回监狱，然而2004年，监狱方突然派人前来，要求将牛玉强带回，理由是他逾期未归且未主动返监。 事实上，牛玉强在取保就医期满后，并未返回监狱，导致1999年及2000年间监狱方面发布了全国通缉令，但当地警方未能及时发现这一通缉令。 这场意外的发生，令牛玉强的家庭陷入深深的震惊中。监狱方在了解到牛玉强在家期间的表现后，知晓他并未接到返回的通知，因此对他的态度有所缓和。 在对牛玉强家庭和社区进行调查后，狱警发现牛玉强的表现良好，邻里与当地警方对他的评价甚高，因此他们决定不立即带走牛玉强，而是让他有时间整理行装，预备第二天随狱警返回监狱。狱警承诺会向监狱方面汇报真实情况，并暗示牛玉强或许能在2008年获释。 然而2004年底，新疆监狱方面宣布需要将牛玉强的刑期延长至2020年2月，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牛玉强原于1983年因“流氓罪”被判刑，但1997年7月，该罪名在中国被正式废除。 社会各界对此纷纷表示牛玉强应当获得减刑，尤其是他实际上为一个已废除的罪名服刑。尽管社会呼声高涨，法院最终决定牛玉强需服刑至2020年2月满期。 参考资料：最后一个“流氓” [J] . 辰光 . 时代人物 . 2011,第0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