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行社成立后，邓文仪对自己的定位很高，自称是力行社的戈培尔。他曾对康泽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外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才够资格，我只有甘拜下风。但戈培尔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做的，我们组织里就正少一个戈培尔。” 邓文仪是黄埔一期生，他的发迹，进而跻身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靠的是1927年充当蒋介石鹰犬，在清党中的心狠手辣。 1927年5月5日，在黄埔军校内部会议上，邓文仪按照蒋介石的指示，要求彻底清查和清除CP和CY。 当时，军校政治教官杨其纲在黄埔学生的掩护下已逃到广州市内，邓文仪依旧穷追不舍，最后派人将其抓获，然后和韩麟符、尹沛霖等人一起，押到刑场枪决。 这还不算完。 那时候，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萧楚女因为晚期肺癌正在医院住院治疗，邓文仪连最起码的恻隐之心都没有，硬是派人冲进医院，将萧楚女从床上拖下，打得萧楚女全身是血，然后将他捆在汽车后面高速奔跑，直至将萧楚女活活拖死。 在力行社，邓文仪一度与贺衷寒、刘健群并称为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 可是，论写文章、做演讲的水平，他却是末流的，他之所以能赢得这样的名号，全赖一股子厚颜无耻的“疯劲”。 在南京中央训练团任政工训练班主任时，邓文仪每周都要召开一次大会。他开的会，不仅时间长，废话多，而且请假还特难，去洗手间还得写请假条。班里的同学不敢惹他，就编了一首顺口溜嘲讽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邓文仪来讲话。啰啰嗦嗦几点钟，讲得大家头发蒙。” 有人将这首顺口溜学给邓文仪听，他不但不生气，反而大言不惭地说：“讲了比不讲好，多讲比少讲好。走的人多了，自然成了路；听的次数多了，也会吟上几句。” 蒋介石用人，好用愚忠的奴才，邓文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典型。 自1931年起，邓文仪在蒋介石身边任侍从秘书长达八年之久，蒋介石任用师长和军与师的参谋长，皆由邓文仪审核推荐，后来，甚至军长的任命也由他来审核推荐。 那是邓文仪一生的巅峰时刻，但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他很快就在政治上坠崖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包括邓文仪在内的一帮力行社骨干分子主张通过武力解决，邓文仪在上海等大城市高调宣扬“枪炮之下救校长，危难之际现忠心。” 宋庆龄听到这话，都训斥他“别有用心”。 宋美龄为救丈夫，跑到力行社，苦口婆心地反复说明不能军事打击的道理，但贺衷寒、邓文仪这帮人根本不听，他们抛出一份《敬告民众书》，宣称：“深知领袖只知爱护党国之自由与生命，从未尝顾及其一己之自由和生命。”言下之意，老蒋要想保全英名，唯有一死。 哪知道，就在力行社这帮人子弹上膛、摩拳擦掌的时候，西安事变突然和平解决。蒋介石安全地回到南京后，听宋美龄说邓文仪等人上蹿下跳，别有用心时，顿时痛骂其厚颜无耻，混蛋之至。 从此，邓文仪彻底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沦为丧家之犬，整日东奔西窜，毫无办法。 一般情况下，犯邓文仪这样的错误，仕途就算完了。 但邓文仪却没有就此消沉，后来竟然让他起死回生了。 他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常人难有的忍辱负重，以及那一种“难能可贵”的忍耐力。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政训处成立抗敌宣传委员会，聘请了一百多名委员，其中包括郭沫若等民主进步人士。此会是社会组织，无权无势，蒋介石根本不关注，邓文仪得知消息后，就托贺衷寒帮忙，让他来干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1937年冬，抗敌宣传委员会迁到武昌美术专科学校之后，很快就在无形中解散了。 这时候，国民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个训练团，准备招收一批青年和干部受训，需要一名上校总教官。 在国民党官场，这是个清苦的差事，稍有资历背景的，都不愿干。 但邓文仪却毛遂自荐，到处奔走托关系，一心想当总教官。 一天，洪傅经问他，你去担任训练团的总教官恐怕不太适宜吧？ 邓文仪说，只有这种起码的工作，我在老头子方面也许才能通得过。我如今和别人不同，只要有事做，总不愁将来没办法。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最后还是默许了。 在训练团里，包括团政治部主任在内许多人昔日都是邓文仪的部下，现在反倒成了他的长官，有些人觉得面子上有些过不去，但邓文仪却非常坦然，见到昔日的部下，现在的长官，一律“立正”、“报告”。 一开始，大家笑话他，但渐渐地，笑话就变成了一种钦佩。 许多人都觉得邓文仪守规矩，既勤快又无架子，很有一些忍辱负重的气度。 因为许多人都在替他讲好话，渐渐地，邓文仪的官场声誉又起来了，1938年，经贺衷寒等人极力举荐，邓文仪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 这一次，蒋介石没有反对。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矛盾。 失势时，在邓文仪身上，甚至能看到一些不俗的古风；可是一旦复起，重新得势，他随即又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庸人。 1949年，邓文仪奉蒋介石命令，负责处理广州失陷前的工作。在逃离广州前，他指示军警特务在珠海铁桥上暗埋炸药，造成七百多人遇难，百余艘民船被炸沉，惨不忍睹。 就是这么一个人，最后在台湾活到了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