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日，程思远和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去北戴河避暑，下榻中海滩19号及附近的一幢楼房。那年，北戴河显得特别冷清，只有张治中一家住在隔壁，另外再无其他熟人来此度假。 见此情景，李宗仁、程思远不禁感慨，与去年情景比，真是恍如隔世。 8月24日，李宗仁回到北京，一个主管李宗仁身边服务班子的科长呼天顿地的说：“我们回来迟了10天，等于落后了20年。” 8月25日，黄绍竑来访李宗仁，概括地追述了北京这几天所出现的动乱情况。他说，“全聚德”被占领了，“荣宝斋”被砸了。著名作家老舍，不堪折磨，投太平湖自杀了。京剧名家马连良被抄了家，其收藏的名贵古玩被砸得稀烂。这一切，不过刚刚开始。 黄绍竑走时，程思远送他出去，见他心情抑郁，不禁问道：“是不是你担心自己的安全？” 昔日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说：“我担心的是德公！” 几天后，8月31日，黄绍竑以剃刀刎颈，自杀身亡。 李宗仁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大环境已如此，他居然还想请客。 章士钊知道此事，连忙来函制止，函中章士钊说：“目前吾人应深自敛抑，不宜置酒高会，务请斟酌。” 李宗仁只好作罢。 在此之前，李宗仁、黄绍竑、黄琪翔、余心清这几家总是轮流作东，大家相处得像火一样热，而今这种盛况已一去不复返了。 9月1日下午，有人冲进黄琪翔的家里，对黄盛气凌人地说：“黄绍竑昨天自杀了，你是不是也要自杀？！” 黄琪翔说：“我意志非常坚强，无论受到任何凌辱，永远不会自杀。” 第二天，黄琪翔跑去西总布胡同看望李宗仁，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到11条胡同来看程思远，报告黄绍竑的死讯。 回家之后，没几天，黄琪翔就被隔离审查了。 他究竟被关在哪里？程思远和他的夫人都不知道。 黄绍竑自杀、黄琪翔被隔离，紧接着余心清也坠入了深渊。 余心清爱好收藏字画和种植玫瑰，这些都是“破四旧”的对象。余心清受到冲击后曾一度自尽，幸获救回。回家后，他留下了一封遗书，说“士可杀不可辱”，然后用白兰地灌服速可眠，遂长眠不醒。 刘斐和陈此生也受到了冲击，他们被迫在北太平庄扫大街，随时可能遭到更严酷的批斗。 据程思远回忆：知识分子不受冲击的，除我以外，几无一人。 1967年春节前后，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和女婿周嘉彬来看望程思远，问李德邻是不是如去年那样，到广东从化温泉避寒？意思是说，如果李宗仁去，张治中也去。 程思远说，还是在北京稳妥一些，在北京有保护，从化温泉已经不安全了。 有段时间，张治中常到李宗仁家聊天，对于当前局势，彼此摇头浩叹。原来两家住得很近，张家住新开路，现在他把前门关闭改走后门，就同李宗仁的西总布胡同住宅，遥遥相对了。 当初，李宗仁回国，张治中看到对李宗仁的接待过于隆重，认为可能刺激台湾当局，心中抱有抵触情绪，就在李宗仁进入国门之前，他便携眷溜到北戴河去了。之后几次宴请李宗仁夫妇，他都拒绝参加。后来，两人心境相似，也就尽释前嫌，成了频繁会晤的老友。 从1967年到1968年这段日子，李宗仁所度过的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平静生活。 在这两年里，邵力子和陈劭相继因病逝世。 1968年8月，李宗仁经体检证实患了十二指肠癌，即被送入北京医院施行切除手术。虽然手术是成功的，癌细胞也未扩散，但因他久患肺气肿，心脏发现有衰竭迹象，延长至9月底，李便离开医院回家休息了。 李宗仁住院期间，曾请中医国手周朴考前来会诊。他诊断后说，德邻先生体弱，需要大补才行，但怕他虚不受补，在药剂处方中用党参来试看疗效。周朴考所料果然不错，即使用了党参，他也未能受用，这证明李已病入膏肓，康复希望甚微。 1969年1月初，李宗仁自知不起，口授了一份遗嘱。 1月25日，李宗仁得了一场肺炎，他在回国后曾得过几次肺炎，过去总是用青霉素把他治好的，但这一次不灵了，虽已改用他药，仍未奏效，延至1月31日凌晨30分，李宗仁终于逝世，享年78岁。 在李宗仁遗体的告别仪式上，周公来了，与张治中、章士钊等人轮流打招呼。 当轮到刘仲容时，周公诧异地问：“你怎么胖成这个样？” 刘仲容说：“我坐班房啊！” 李宗仁逝世两个多月后，1969年4月6日，张治中也故去。 至此，这一代留在大陆的国民党要人，已寥寥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