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5日，李玉堂被枪杀于台北碧潭刑场。蒋介石为什么要下令处决这个黄埔一期的国民党军中将呢？这一切就要从解放海南岛的前后说起。 1949年10月初，薛岳命令21兵团司令官刘安琪派有力部队渡海增援广州，刘安琪命令32军军长赵琳带领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广州。赵琳为了保存实力，对刘安琪的命令阳奉阴违，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只派了一个团的部队渡海增援广州，而且行动缓慢。该团渡海后尚未全部登陆，广州即于10月14日被解放军攻克。该团团长吴仁国在危急情况下把前来指挥登陆的刘安琪拉到舰上，并乘原舰艇返回海南。 32军向广州增援未遂撤回海南后，薛岳即以“不服从调度，图谋不轨”为由向蒋介石控告赵琳。于是，国民党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从台北飞至海口，叫赵琳到海口机场和他会面，说有急事相商。赵琳到海口机场后，顾祝同没有下飞机，让赵琳登机面谈，就这样就把赵琳带回台湾去了（后因“图谋不轨”证据不足，对赵琳只给予撤职处分）。 接着，刘安琪也因对广州增援不力而被调整。赋闲的李玉堂被任命为海南防卫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薛岳），并接替刘安琪兼任21兵团司令官，还兼任32军军长。李玉堂曾是国民党第10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7月，他率该绥靖区部队3万余人守卫兖州被解放军全歼，被俘后的李玉堂冒充士兵没被发现，之后乘机逃脱。此后，李玉堂长期赋闲，直到这次被重新起用。 李玉堂复出后，他的夫人陈伯兰和内兄陈石清（地下党员）便从香港来到海南，陪同李玉堂共同生活。陈伯兰、陈石清兄妹2人的任务就是策动李玉堂率海南守卫部队起义，以达到和平解放海南的目的。 李玉堂本人表示愿意率部起义，陈石清让李玉堂写了亲笔密信，派人渡海送交广州解放军的首长。 1950年4月上旬，解放军东线登陆部队从海南岛东部海港塔市〈琼山县境〉登陆，在占领了琼山县重镇大陵坡后，直接向腹地安定县挺进，以便切断国民党守军的退路，再配合在岛西临高县登陆的西线登陆部队，围歼防守海南北部的国民党守军主力。 在解放军登陆后和向南挺进的过程中，除在安定县东北的居丁圩与守军131旅发生过局部战斗外，均未遭遇到有组织的抵抗。防守海南的国民党军，在解放军东西两线登陆成功后，因军心涣散，毫无斗志，未与解放军接触即先行逃跑，仓惶向海南南部撤退。 在这种情况下，本该是李玉堂率部起义的良好时机，但是他一直未下决心发动部队起义。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归李玉堂所指挥的部队，都不是他组建、培养的部队，各级指挥官都没有他的亲信和可靠的人，他发动起义怕遭到下级官兵反对，以致失了良机。 国民党军的守岛部队，在向海南岛南部溃逃的过程中，犹如惊弓之鸟，在解放大军追赶下，于4月下旬分别从万宁、三亚两地海港，登上军舰仓惶逃往台湾，李玉堂也不得不随部队前往台湾，薛岳本人则早已乘飞机逃离。 从海南岛撤退到台湾的部队，集中在新竹及其以东地区进行整编。李玉堂部的警卫营副营长胡林亭，成为编余人员到新竹的32军军官队任该队第3排9班班长。 有一个叫魏天民的编在了胡林亭这个班中，魏天民高大魁伟，英俊潇洒，能讲善写，给胡林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不久后，胡林亭又被拨到整编战斗第一团去，他去该团报到时，正好遇到过去在黄埔军校时的同队同学，在上海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的67军的一名连长毕荣甫，毕荣甫被俘释放后又来到了海南的32军任职，这次编余后，毕荣甫也到战斗第一团来报到。 胡林亭、毕荣甫在报到处门外正在谈话之际，毕荣甫忽然看见了魏天民，便打招呼说：“你不是李刚吗？” 魏天民惊慌地回答说：“我叫魏天民，你认错了人了吧？” 毕荣甫拉着走开胡林亭，并边走边低声对我说：“在上海战役中，我和李刚同在67军的一个连队中，当时我是连长，他是文书，我是不会认错的。” 胡林亭说：“这个人在32军军官队和我一起编在第九班，叫魏天民，他精明能干，在军官队管伙食管得特别好。” 毕荣甫说：“他的真名叫李刚，魏天民是他到32军后的化名，你回队吧，我马上到大门口向宪兵排报告，请他们赶快把李刚抓起来。” 随后，胡林亭看着毕荣甫走进了宪兵排的警卫室，把李刚在上海战役中的情况作了具体汇报，宪兵排立即派宪兵把李刚抓起来送交战斗第1团团部处理。 胡林亭在事后了解到，李刚确实是地下党，这次化名魏天民到海南岛找到了李玉堂的内兄陈石清，经陈石清推荐，在32军军部当了中尉随从副官。 李刚被逮捕以后，经不起严刑拷打，招认了李玉堂的夫人陈伯兰及内兄陈石清从香港到海南岛来的任务是策动李玉堂率部起义等情况。李玉堂在得知李刚被抓后，立即给刚调到高雄要塞工作的陈石清写信，要他赶快逃跑保命。可是，当李玉堂派人向邮筒投送此信时，被布置在李公馆周围的便衣特务把信截获了。 1951年2月5日，蒋介石下令把李玉堂、李刚、陈石清、陈伯兰四人枪杀。1983年，李玉堂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