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3日下午1点多，感觉不对劲的蔡福来冲进蒋经国的卧室，被搀扶起来的蒋经国喷出一口鲜血，就再也没有醒来。 蔡福来曾任蒋介石的士林官邸警卫官，蒋经国的七海官邸内勤侍卫官，专职负责蒋介石父子的饮食起居，贴身护卫二人的安全。在蒋经国生前的最后10余年，蔡福来几乎是寸步不离。蒋经国常指着蔡福来向外人介绍到“我这个兄弟如何。” 据蔡福来回忆：“下午一点多，我突然听到有微弱的声音，像是要呕吐，我立即冲进去，打开床头灯，拿碗盆，摇起电动床，扶起经国先生；就在那一刻，经国先生喷出一口鲜血，吐在我的毛衣上，还溅到我的脸和脖子上。” 蒋经国这天早上就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不过由于一年来他的身体一直极差，所以七海官邸的人都没有太在意。 一大早，蒋经国就向贴身侍卫翁元抱怨浑身都不舒服。翁元连忙向当天的值班医师姜洪霆作了汇报。姜洪霆马上来到蒋经国的床边，询问病情。 蒋经国面带愁苦地说：“今天我浑身都不舒服，胃尤其不舒服。”姜洪霆不是肠胃科医生，无法判断蒋经国的胃究竟有什么问题，只好开了两颗胃乳片。 但是胃乳片服下后，一点效果都没有，过了一会，蒋经国难受着带着一点哀求的口气说：“你们救救我，我还是很不舒服。”官邸的侍从和医护人员只有好言安慰。 早晨7点多，“总统府”医疗小组组长姜必宁来到七海官邸。姜必宁是心脏内科权威，他也没办法为蒋经国的“胃病”作出诊治，只是吩咐护理人员先替蒋经国注射营养针剂。蒋经国由于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侵害，器官已经衰竭，此时的蒋经国实际上处于弥留状态，根本不是所谓的“胃病”。 1月13日这天是中常委会议的日子，蒋经国口中还念念有词地说：“今天还得开中常会呢，无论如何我得去主持会议”。 姜必宁劝说：既然您身体不舒服，不如请一天假，等身体好些，下次再去主持吧”。蒋经国难受的已经无法下床，也只好同意请假一天。 据侍卫翁元回忆，蒋经国每次病情加重 ，几乎都是在开“中常会”这一天。原来，蒋经国对“中常会”非常重视，每逢“中常会”，他总要借机在会上发表一些重要政策性的宣示，所以，从一开始，他对“中常会”的事前准备工作，便十分重视，把它当作一件最重要的常态工作看待。? 但是，随着蒋经国病情的恶化，他愈是重视，他的身体反应也愈是强烈，所以每逢“中常会”，蒋经国的病情总是要加重，恶心呕吐，这时，他只有再服用药物，来缓和肠胃的极度不适。? 有时候，蒋经国身体痛楚到实在出不了门，便让轮值的“中常会”委员，代替他主持会议；有时候，蒋经国觉得已经有几次没去主持会议，再不去的话，外面又是如何看待他的连续缺席？所以，蒋经国经常咬着牙，硬是撑着病体，坐轮椅去开“中常会”。可是，往往会议开着开着，他的体力就出现撑不下去的现象。? 考虑到蒋经国的身体状况，后来在他要上去讲话的讲台上面，制作了一块呈弧形的板子，这块板子主要是为了可以放置蒋经国的那份大字讲稿用的。当时，蒋经国的视力已经十分衰弱，他的讲稿都是特制的，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有十厘米那么大，因为，只有那样大的字体，蒋经国极度退化的视力才可以勉强看得见。? 为了避免蒋经国在开“中常会”时体力不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会议往往都是匆匆结束的，这也象征着蒋经国的生命已经愈来愈接近尾声。? 所以，在1988年1月13日这一天，蒋经国的病情恶化，并未引起官邸工作人员足够的重视，因为他此前在“中常会”这天都是病情恶化。 到了10点多，蒋经国越来越难受，他告诉侍卫们躺着很不舒服，想坐轮椅走一走。可是，坐上轮椅不过几分钟，蒋经国又告诉贴身侍卫，他坐不住太难受了，想回床上躺着。 侍卫们只好小心翼翼地把蒋经国抱上床。可是他上床不到两分钟，又吵着要坐轮椅。如此反反复复，总有四五次吧。侍卫翁元在蒋经国身边那么些年，从来没见过他那么烦躁不安。当然，这并不怪蒋经国，他确实难受。 到了12点半左右，蒋经国忽然依次问侍卫翁元，蒋孝勇、蒋孝武和蒋孝文在哪儿。过了几分钟后，蒋经国感觉很累了，便躺在床上休息。 等到一点多，侍卫蔡福来进入卧室时，蒋经国大口吐血，值班医师姜洪霆赶来半蹲在蒋经国身体的上方，双手压在蒋经国心脏下方急救。护士也奔过来注射强心针，现场乱成一团。姜洪霆做了好久的心肺复苏术，但为时已晚。 当姜洪霆急救时，医护人员紧急联系所有的医疗小组成员。但是，当他们悉数赶到时，已经无回天之力。 当天下午，闻讯的要员们陆续赶抵七海官邸吊丧。宋美龄是那天来得最晚的，直到5点多钟才到。她只是在蒋经国卧房门口朝里张望了一眼，就直接去了蒋经国妻子蒋方良的房间。半个小时后，宋美龄走了出来，坐车匆匆离去。 翁元对此有些不满，后来提到此事时说：“宋美龄当时并无哀戚表情，也未掉泪。可能是因为宋美龄和蒋经国只是名分上是母子吧”。 蒋经国病逝后，蔡福来为蒋经国在头寮陵寝守灵3年，为此还特设了“陵寝官”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