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蒋介石将平汉路的杂牌军划归何成濬指挥,这些杂牌部队向来受歧视,在

玲珑说历史 2025-01-19 23:53:54

1930年5月,蒋介石将平汉路的杂牌军划归何成濬指挥,这些杂牌部队向来受歧视,在装备待遇上都远不如嫡系部队,因此抱有宿怨,不仅不甘心卖命,而且随时都有动摇倒戈之可能。但是何成濬指挥这些部队,却能指挥自如。 为什么这些杂牌部队的将领如此听命于何呢?原因是何成濬平日慷慨疏财,讲“江湖义气”,凡同乡、同学、同事以及各路军人、甚至是下级军官求见,他必亲见,施以小恩小惠,以此笼络人心,使其甘心为何奔走效劳。 为了让这些杂牌军为自己卖命,何成濬在第三军团指挥部驻地(漯河)设立“军人之家”,作为团级以上军官俱乐部,特地从武汉调去中西名厨、高级妓女、云南烟土、高级食品供这些军官尽情享受。 何成濬的第三军团的主力是四十八师徐源泉部,该师原系直鲁联军张宗昌的旧部,其中许多人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属熟识。当漯河一线战斗打响时,冯、阎都派人利用旧关系策动徐源泉倒戈反蒋。何成濬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先下手为强,马上对徐源泉进行拉拢,稳定军心。他每天陪徐饮酒打牌,并从汉口雇名妓和戏班子到漯河慰劳徐军,对徐优礼有加。 徐源泉此人向来是吃软不吃硬,何成濬此举自然让他深受感动,表示“一切唯雪公马首是瞻”。 在中原大战中,不仅冯、阎针对何成濬手下的策反没有成功,相反,何成濬用金钱和高官收买了冯部的高级军官,使他们各自“保本”,互相观望,冯玉祥的指挥顿失灵效。由于何成濬的策反获得成功,杂牌军又愿为何卖命,使本来处于劣势的何成濬竟取得了开局的胜利,为蒋军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不久,蒋介石指挥的部队攻下济南,主力转到平汉线,与何成濬会师,向冯部发动总攻。冯部的不少将领已被何成濬收买,内部分化,力量大为削弱,只得撤退。阎锡山还想挣扎,也感孤掌难鸣。 何成濬一方面通过在阎部的旧关系分化阎的部属,动摇阎锡山的山西老巢,一方面动员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助战。桂系李宗仁见此情形,也不敢轻举妄动。在这种形势下,1930年8月以联合倒蒋为目标,在北平召开的有汪精卫等人参加的所谓“扩大会议”只好草草收场,同时成立的以阎锡山任“主 席”,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任“委员”的“国民政府”也只得寿终正寝。 东北军入关,阎锡山退守山西,冯玉祥下野,“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冯、阎的失败而告终。“中原大战”中的表现,让何成濬愈发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在1935年4月,他和顾祝同、刘峙等蒋系骨干将领被授予二级陆军上将军衔。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一些要人纷纷打电报到西安,要求释放蒋介石,张学良均置之不理,相反,却向汉口发来急电,邀请何成濬速赴西安“面商大事”。 由于张学良与何成濬在“东北易帜”中打过交道,深知何与蒋的亲密关系,以及何在蒋面前讲话的分量,想借助何的力量,促使蒋介石接受条件。何成濬接到这份电报,心中惊喜交加。喜的是张学良如此看重自己,正可借此抬高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惊的是如贸然前去,万一有所闪失,则名誉、地位乃至身家性命都难保全。究竟如何处置,何成濬举棋不定。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一片混乱,各打各的算盘。以何应钦为首的大肆叫嚣出兵“讨伐”张、杨,主张派飞机轰炸西安;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则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反对出兵讨伐,更反对轰炸西安。双方争吵不休,争执不下。何应钦为了做好讨伐准备,一面利用黄埔系的力量想当“讨逆军总司令”,一面派何成濬、顾祝同、刘峙等担任军事要职;并派亲弟何辑武到四川活动,劝说川军将领刘湘与自己合作,以壮声势。 很快,“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一些同蒋介石一起被关押的文武官员,如陈诚对何成濬颇多指责,攻击何“只共安乐,不共患难”,骂何成濬对蒋介石“忘恩负义”。 蒋介石也从此对何成濬怀恨在心,本来颇受重用的何成濬,自此在蒋的心目中,其地位一落千丈,原职虽未变动,还是“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但是蒋的心腹,跟蒋在西安“共过患难”的陈诚却当上了“副主任”,陈诚的心腹郭忏成了“行营参谋长”,何成濬完全被架空了。湖北省主席的宝座在此期间虽连续换人,但却没有何成濬的份儿。 “西安事变”成为何成濬人生的十字路口,之后他遭到冷遇,再未担任重要职务,昔日蒋的红人沦为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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