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8日，蒋介石带着傅作义、范汉杰等人飞抵沈阳。下机后，蒋即与陈诚、罗卓英等先开了秘密会议。陈、罗将战败的责任一股脑推在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和新六军军长李涛身上，说这两人狂妄自大，拒不执行总部的命令，增援不力，见死不救，致使新五军全军覆没。蒋介石一听，火冒三丈，定要明天开师长以上军官会，在会上惩办廖耀湘、李涛，以警诫众将。 9日，在东北“剿总”司令部的会议厅里，众高级将领戎装佩剑，端坐在会议桌前。人人目不斜视，内心忐忑不安。门开了，蒋介石缓缓走进来，众人惊异地发现，“老头子”今天穿了一件美国海军绿夹克，夹克上没有领子，一副丧气的样子。 有人忍不住笑，私下议论说，穿这套衣服与其说是最高统帅，不如说像南京灵谷寺里跑出来的老和尚。蒋介石则瞪着这班将领，一股无名火冲得他急于找茬开刀。 当蒋介石在会上厉声责骂廖耀湘、李涛时，出人意料的是廖耀湘、李涛二人根本不服，先后站起来声辩，说他们并没有接到增援公主屯、解救新五军的命令。即使当时来了命令，部队在沈阳郊区待命，天寒地冻，雪地泥泞，一时也无法打到公主屯，何来抗命之说？ 蒋介石一时语塞，回过头来问陈诚的副手罗卓英。罗卓英站起来嗫嚅了半天说：“只打了电话，未正式下达作战文书……” 这让蒋介石显得非常尴尬，而站立起来的廖耀湘和李涛则一副有理不惧的表情，蒋只得反过来追问陈诚：“为什么指挥作战连书面命令也没有？” 陈诚支吾着承认是总部参谋业务上的疏忽。 一时间，惩办的案子陷于僵局，是非曲直竟搞不清楚了。会场上一片尴尬。沉寂许久，陈诚无可奈何地站起来说：“新五军失利，完全是我指挥无方，不怪各位，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这真是解铃仍须系铃人。 跟蒋同来的参谋次长刘培章见此情景，也知道再开下去蒋难以下台，急忙和解地说：“还是暂不调动，仗还在打，撤了总司令影响军心士气。” 蒋介石又不笨，见台阶哪有不下之理，马上点点头说：“好！等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说罢愤然拂袖而去。 第二天，陈诚即致电夫人、宋美龄的干女儿谭曼意到干妈那里去说情，非把自己从那倒霉的东北调回来不可。等了几天，终于有了消息，陈诚马上以“胃病复发，需要治疗”为借口，将东北事务交给几个亲信，自己跑去住院了。 陈诚一走，立刻成了国民党东北大员们的谈笑资料。有人说：“看他初来时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原来是个草包，到了紧要关头，就溜之大吉了。” 有人说：“陈诚心细、鬼大、胆子小，还说要与沈阳共存亡，现在沈阳尚存，他却已逃之夭夭了。” 特别是东北籍的人士，对陈诚攻击得最厉害。陈诚当初还想张牙舞爪吓唬他们，要他们不再做声，可是效果正相反，骂陈之声反而高涨。 蒋介石看到这种情势，实在不妙，乃嘱陈诚于2月16日电邀东北军将领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邵作华及官绅张元夫、王树常、翟文选、米春霖、于济川等人见面，名为商讨东北问题，实则进行拉拢。陈诚虽软硬兼施，但难于奏效，弄得狼狈不堪。到处受到众人的奚落和谩骂。 东北国民党将领们说，陈诚托病离开沈阳，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病。他的病是胆小病，怕死病。你们看，他到南京后不是每天还在接见客人吗？他的“病”因是：当初在关内指挥失败，想到东北一显“高才”，扬眉吐气；怎奈解放军又不给他留面子，把他打得一筹莫展，损兵折将，颜面难全。只好急谋脱身，借故卸责。可是有些人偏偏不让他脱离干系，还要追究他的责任。 本来，蒋介石已批准陈诚“赴美就医”，陈诚也溜到上海准备出国。不料到了4月间，“国大”开会，当白崇禧以国防部长的名义在会上作军事报告时，台下有些人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往美国去！”“把陈诚扣留，解京法办！” 白崇禧本来就是与陈诚有嫌隙的，听到台下的喊声，禁不住表示出内心的高兴。喊的人也愈喊愈热闹，有人继续喊道：“我们不要听军队的伙食怎样；我们要听各战场打得怎样！”东北的代表张振鹭和于归也跟着大喊。张振鹭喊道：“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总裁演这出戏！”于归喊道：“如果东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逃到美国去吗？” 陈诚是蒋介石心腹中的心腹，嫡系中的嫡系，所以尽快是一片喊杀，但是蒋就是不处理陈诚，一场“反陈”的闹剧最后不了了之。后来，鉴于各地兵败如山倒，必须有人背锅，于是陈诚被蒋打发去了台湾，参谋总长一职由顾祝同担任，但是在蒋心中，对陈诚还是极端信任的。 如此一闹，陈诚既不敢在这时候出国，又怕真的会有人闹到上海来，只好真的采取老鼠战略，赶快从这里窜进上海陆军医院，以治十二指肠为名，躲藏起来不见人了。随着熊式辉、杜聿明、陈诚等人的相继离开，国民党军在东北已然成了必输的死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