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和弟弟邓垦提到“共同富裕”的问题时一脸严肃：“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要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1993年9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邓小平与弟弟邓垦在闲聊中谈到了一个沉重的话题: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已过去十几年，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可令人隐忧的是，在财富激增的同时，贫富差距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他敏锐地指出，收入分配不公将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程度，社会问题就会凸显。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在现代社会，税收政策被广泛视为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工具。 现实中的应用效果却因国家具体情况而异。 特别是在中国，税收政策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显得相对有限。 这一现象的背后，既有税制结构的差异，也涉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以及经济结构中权力与资本的深度融合。 首先，税制结构的差异是导致中国税收政策调节贫富差距效果有限的重要原因之一。与许多发达国家主要依靠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来调节收入分配不同，中国的税制以间接税为主。这种以增值税、消费税等为主的税制结构，往往对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影响相对接近，缺乏针对性的调节效果。直接税能够根据纳税人的收入水平进行累进调节，而间接税则在很大程度上以消费为基础，未能充分考虑纳税人的支付能力。这导致税收政策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受到限制，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有效地进行收入再分配。 其次，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是导致贫富差距调节效果不佳的重要因素。理论上，社会保障体系应在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帮助低收入群体提升生活水平，缩小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尚未达到预期目标。 大量真正需要保障的群体，尤其是非正式就业人员、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未能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种覆盖不全导致社会保障在二次分配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出现“逆向调节”的现象，即社会保障资源更多地流向了本应优先保障的富裕群体，从而加剧了贫富差距。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双轨制”现象尤为突出。 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员工在养老金、医疗保险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机关事业单位员工通常享有较为优厚的养老金待遇，而企业员工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 这种差异化的待遇不仅削弱了社会保障体系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财富的集中，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除了税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经济结构中的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政府对土地、资金和自然资源等关键资源拥有垄断地位，这使得拥有决策权力的人群能够通过掌控资源获取巨额财富。 尤其在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权力与资本的交易模式屡见不鲜，形成了一种“权贵资本”的结合体。这不仅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还扭曲了市场竞争，抑制了技术创新和公平竞争，进而扩大了贫富差距。 房地产市场的高房价是拉大中国贫富差距的重要推手之一。尽管房地产市场收益丰厚，但主要由富人群体参与，穷人参与度较低。富人家庭的房产占财产的比重远高于贫困家庭，且富人家庭的住房面积更大，进一步拉大了财富差距。高房价不仅加剧了个人和家庭的财务负担，还通过资产增值效应，使得拥有房产的富裕阶层财富迅速积累，而无房产或房产较少的中低收入群体则难以通过房地产获得财富增长。此外，不同地区间房价的上涨幅度差异显著，发达地区房价上涨速度远超落后地区，导致区域间财富差距不断扩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房价形成机制不同，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进一步扩大了城乡间的财富差距，形成了显著的经济鸿沟。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福利分房制度对财富分配的影响。部分部门由于历史原因享有福利分房，这些房产在高房价环境下显著增值，导致这些特定群体的财富迅速积累。而普通居民则难以通过购房实现财富增长，形成了明显的财富再分配不均。这种制度性的不公平不仅加剧了贫富差距，还可能引发社会的不满和动荡，威胁社会稳定。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已经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他强调要加大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力度。 通过支持农村，缩小城乡差距；通过促进地区联系，实现互惠互利，最终达成共同富裕。 那次谈话已过去30年。如今的中国，贫困地区早已全面脱贫，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们阔步前行，充满信心。可以预见，随着各项政策的深入落实，贫富差距终将缓解，14亿人携手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