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飞回南京，一下飞机，戴笠对他说了一番话，蒋介石听完大怒：“把这个钱大钧，也给我抓起来！” 钱大钧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人称＂八大金刚＂之一，位高权重。他在蒋身边多年，先是担任侍从室主任，后来又兼任了侍卫长一职，可谓是蒋的贴身护卫，寸步不离。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将蒋介石扣留。当时，钱大钧和蒋介石一起在西安，就住在华清池。他听到枪声，立马披衣持枪冲了出去抵抗。 在激烈的交火中，钱大钧背部中弹，鲜血直流，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在那次突如其来的变故中，蒋介石身边的17名秘书和卫士全部殒命，只有钱大钧侥幸捡回一条命，但也负了重伤。 由于东北军将领都认识钱大钧，知道他的身份地位不一般，就连忙把他送进医院治疗。住院期间，不少东北军高官还去看望慰问他。而蒋介石呢，却被张学良软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西安事变后，在各方斡旋下，蒋介石最终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才获释。张学良亲自护送蒋飞回南京，而钱大钧因伤势还未痊愈，只能留在西安养伤。 蒋介石虽然平安回到南京，但这次遭遇给他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他对身边的亲信都产生了怀疑，觉得谁都可能是张学良的＂内应＂，是不可信任的。而重伤初愈的钱大钧，也未能幸免于难。 西安事变后，戴笠这个军统头子见蒋介石回来了，立马上去汇报工作。他对蒋介石说，在事变发生前，钱大钧曾听从张学良的指示，私自把停在临潼车站蒋介石的专列开走，说是要检修。 戴笠分析说，其实根本就没有检修的必要，这纯粹是张学良使的一个幌子，目的就是切断蒋介石的退路。一旦动手兵谏，蒋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而钱大钧，很可能就是张学良的内应。 听了戴笠的这番话，蒋介石勃然大怒。他原本就对张学良策划兵谏这事耿耿于怀，现在又听说自己身边的心腹钱大钧居然也有嫌疑，更是怒不可遏。当即就下令，把钱大钧抓起来。 这边戴笠还在添油加醋，说什么钱大钧在西安期间经常和东北军的将领喝酒吃饭，关系甚密。还说钱大钧负伤住院期间，东北军很多高官都去看望他。言下之意，钱大钧和张学良早就沆瀣一气了。 蒋介石一听这话，更坚定了钱大钧是张学良同伙的想法。要知道，钱大钧此前还当过张学良的参谋长，俩人本就交情不浅。蒋介石早就对此颇有微词，如今正好趁机清算。 于是乎，刚从西安回到南京养伤的钱大钧，还没等伤势痊愈，就被蒋介石下令抓了起来。在被收监期间，蒋介石还派人去审问钱大钧，逼他交代和张学良的关系，质问他是不是张的内应。 蒋介石是出了名的多疑善变，一旦他认定了什么，就很难改变。眼下在他看来，钱大钧和张学良里应外合，意图谋害自己，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谁若再为钱辩解，恐怕也会被蒋介石打入另册。 钱大钧被关押审问，内心委屈又愤怒。他一直忠心耿耿追随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为了保护蒋还负了重伤，现在却反被怀疑，实在是百口莫辩。钱大钧想到了一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方法。 蒋介石亲自来审问钱大钧的时候，钱二话不说，直接当着蒋的面把上衣脱了。蒋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只见钱的后背上有一个弹孔，触目惊心。 钱大钧指着伤疤说：＂委座，您看，这就是我在西安为了救您而挨的枪子儿。我若真是张学良的同伙，怎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您？我对您的忠心，天地可鉴啊！＂ 蒋介石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错怪了钱大钧。戴笠汇报的情况虽然属实，但他刻意隐瞒了钱大钧为自己挡枪的事实，误导了蒋的判断。蒋介石意识到，钱大钧是真心忠于自己的。 于是，蒋介石下令释放了钱大钧。但是，蒋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已经大打折扣了。蒋介石虽然相信钱大钧对自己是忠诚的，但在那次兵谏中，钱大钧的表现的确有些令人生疑。 在蒋介石看来，钱大钧没能提前发现张学良的兵谏图谋，又轻易让张学良的人把自己的专列开走，这已经是重大失职了。更要命的是，事发当天钱大钧居然还和张学良的将领喝得酩酊大醉，要不是被流弹击中，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从这些细节来看，钱大钧虽然没有谋害蒋介石的意思，但他的警惕性和能力的确有所欠缺。在那之后，蒋介石虽然还让钱大钧继续担任一些要职，但再也不会如从前那般信任和依赖他了。 钱大钧后来的仕途，可以说是后继乏力，英雄暮年。他虽然还当过侍从室主任和军事委员会的几个闲职，但在蒋介石心中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人物了。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钱大钧都没能再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这其实也反映了蒋介石的为人处世之道。他生性多疑，对身边的亲信能够言听计从固然欣赏，但更多的是提防和猜忌。一旦对方露出一点破绽，哪怕是误会，也会被蒋介石放在心上，永难释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