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杨得志下乡看望老战友，却发现老战友生病却没钱治，地方干部见他生气，急忙解释：“他是特务，不治也罢，不管他！” 杨得志将军是个有名的老红军，他的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早在红军时期，他就跟不少战友一起并肩战斗，出生入死。其中有两位老部下，侯礼祥和李祥，跟他的关系格外亲近。杨得志当时是师长，侯礼祥是他的团长，李祥则是营长。 新中国成立后，杨得志身居要职，先后担任济南军区和武汉军区的司令员。但回想起当年那段峥嵘岁月，他常常念叨起昔日的战友们。这些人大多都已经退伍还乡，跟他也渐渐失去了联系。 作为曾经的首长，杨得志心里十分牵挂老部下的生活状况。可那时候交通不便，信息也不发达，他再想联系，也无从找起。就这样，杨得志心里始终惦记着昔日的战友，希望有朝一日还能与他们相聚。 到了六七十年代，杨得志陆续收到一些老战友寄来的求助信。这些人大多年事已高，生活困顿，还背负着种种不白之冤。看着这些泛黄的信笺，杨得志心里五味杂陈。 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侯礼祥和李祥的来信。两位当年的老部下都说自己被错划为＂特务＂，处境十分艰难。作为老首长，杨得志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伸张正义，洗刷冤屈。 1971年，杨得志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得知老部下侯礼祥就住在辖区内，他专门抽出时间，想去看望一下这位昔日的战友。谁知到了侯家，眼前的情形让杨得志大吃一惊。 原来，侯礼祥不仅生活贫困，还身患重病，却因为＂特务＂的罪名，无人敢于接济。看着昔日的得力干将如今落到如此境地，杨得志心里又气又痛。当即，他就厉声质问随行的地方干部，要他们给个说法。 面对杨司令员的质问，地方干部们面面相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杨得志心里越发气闷，他实在不明白，为何一个立过战功的老红军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原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侯礼祥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曾长期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那时候，他不得不伪装成汉奸的样子，跟日本人来往密切。因为身份特殊，他在革命队伍的档案中，留下的记录十分有限。 再加上解放初期工作交接混乱，一些重要的历史档案遗失或被销毁，侯礼祥当年的许多事迹就没有得到准确记录。久而久之，一些不了解内情的人开始怀疑他的身份，甚至传言他就是一名汉奸特务。 这些流言蜚语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足以让一个人背上＂特务＂的罪名。侯礼祥虽然多方申辩，甚至找人求助，但收效甚微。渐渐地，他在家乡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连生计都难以为继。 而另一位老战友李祥的遭遇，同样令杨得志心酸不已。李祥和侯礼祥一样，解放前也曾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只不过，他在1957年就被错划为国民党特务，成了众矢之的。 李祥本是一位战功赫赫的红军，曾立下赫赫战功。可在那个特殊年代，一个＂特务＂的罪名就足以把一个人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李祥被迫交代了许多子虚乌有的＂罪行＂，还丢了工作，成了十足的贫农。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李祥靠着微薄的积蓄，艰难度日。尽管他四处呼号，努力申冤，但因为＂特务＂的身份，根本没人愿意相信他。日子一天天过去，李祥的处境越发艰难，甚至连温饱都成了问题。 两位老战友的悲惨遭遇，犹如一把刀子，狠狠地扎在杨得志的心上。他实在想不通，昔日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战士，怎么会沦落到这般田地。作为老首长，他更是责无旁贷，必须为老部下讨回公道。 但是，要平反昔日部下的＂特务＂罪名，谈何容易。时过境迁，当年的一些历史细节已经难以查证，加之许多当事人也都凋零殒落，要找到确凿的证据，实在是千难万难。 尽管困难重重，杨得志还是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昔日的部下洗刷冤屈。1973年，他又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这让他有了更多的资源和人脉，去查证当年的一些历史细节。 杨得志知道，要平反老部下的案子，关键要找到当年的一些历史档案和证人证言。他马上派人去有关部门查阅资料，同时也四处联系当年的一些老战友，希望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杨得志最终在一堆泛黄的档案中，找到了侯礼祥当年的一些历史记录。原来，在抗战时期，侯礼祥受组织指派，潜伏在日伪政府，表面上做了一回汉奸，但实际上是在为党组织秘密传递情报。 而李祥被划为＂特务＂，则完全是一桩冤案。档案记录显示，李祥在1957年就已经被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只是各地在执行政策时出现了偏差，才让李祥背上了这个骂名。 有了这些证据，杨得志就开始了为老部下平反的漫长斗争。他先是找到当地的党委领导，摆事实，讲道理，要求他们尽快纠正错误，为老战友恢复名誉。同时，他也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在上级主管部门为老部下说情。 杨得志的努力没有白费。经过一番周折，侯礼祥和李祥的＂特务＂帽子终于被摘掉了。当地党委还为他们召开了一个庄重的平反大会，宣布他们是革命的忠诚战士，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