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5日，国民党军中将张权和地下党王亚文，来到青年军209师师长方懋锴家中劝说他率部起义，活捉蒋介石父子。方懋锴表示：我是蒋经国一手提拔的。小蒋和老蒋不同，他还是想干事情的，何况他对我还有知遇之恩，要我举起枪打他，我办不到。 不过，方懋锴虽然拒绝起义，但又表示在解放军进攻上海时，他会率部举起白旗，放解放军过他的防区。方懋锴的表态非常重要，至少保证了他虽然不参与但是也不会告密。 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已经逼近上海外围，上海地下党为了策应解放军，决定在解放军攻城时发起起义，由于当时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上海督战，所以地下党希望在起义时能活捉蒋氏父子。 上海起义的主要策划者是国民党中将张权，他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在解放战争后期，以国民党军中将视察员、军需补给检查团团长的身份为掩护，积极搜集作战情报，并秘密传递给地下党。 1949年初，张权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布防情况绘图送交对岸的解放军，为解放军实施渡江战役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解放军渡江后，张权在上海积极奔走，联络旧部，筹划起义。 眼看条件渐趋成熟，5月11日，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沙文汉主持召开秘密会议，传达了上海地下党的决定：任命张权为起义军的总指挥，曾担任张权秘书的地下党王亚文为政委。起义小组经过商定后，拟定了起义的具体方案。 在会上，沙文汉说：“我解放大军已兵临城下，上海敌人已成了瓮中之鳖。据情报，蒋介石已于5月7日乘江静轮悄悄离开复兴岛，叫蒋经国留在上海督战。但蒋介石本人随时可能回来。 我们要迅速组织起义。” 5月13日上午，张权的侄女婿秦然轩应约来到张权家中。 张权叫他立即到复旦大学跑一趟，把参与起义的国民党少将李锡佑写给132师情报科长张贤的一封亲笔绝密信件，务必亲手交给张贤本人。 秦然轩知道事关起义机密，便穿上军官服， 佩戴少校军衔，一路顺利来到132师师部，把密信交给了张贤。 张贤看完信以后，显得很热情，询问怎样和李锡佑联系。秦然轩告之翌日上午由自己驱车来接张贤。两人就这样约定了。张贤和李锡佑是同乡，又是军校同学。张贤早年一度穷愁潦倒，生活无着，全靠老乡李锡佑接济。 李锡佑任第14绥靖区少将处长时，将正在失业的张贤安排在自己手下当中校参谋。李锡佑调任暂编第1纵队司令，又把张贤调来当中校科长。对于李锡佑的多次提携，张贤感恩戴德，五体投地，开口“大哥”，闭口“司令”，唯唯诺诺，无以复加。 考虑到张贤对自己忠贞不贰， 132师驻扎地区位置重要，于是张权、李锡佑决定将起义、捉蒋的极机密情报和盘托给了张贤，要他串连师里的老同仁，把部队争取过来。 5月14日，距预定起义、捉蒋时间已不到两天。张权急匆匆地赶往复兴岛周围，作了进一步的侦察。接着，将年事已高的老母亲转移到安全可靠的地方，又联系好将夫人胡雪影送到亲戚家隐蔽。 15日上午，张权和王亚文在外滩公园秘密碰头，对翌日的起义和捉蒋行动作了最后的筹划。下午，张权不放心吴淞口这个咽喉要地，又特地赶到吴淞炮兵司令邵百昌家中，对邵百昌作最后一次争取。张权曾对王亚文说：“我和邵百昌朋友久了，关键时刻不拉他走光明之路，对不起朋友。” 下午4时许， 张权想回家看看夫人胡雪影转移了没有。他刚刚走到弄堂口，早已守候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将张权牢牢地抓住，关进吉普车，直送上海警察局。如此秘密的行动，怎么会被敌人侦悉了呢？ 原来，事情就出在这个看似可靠的张贤身上。他一方面向李锡佑信誓旦旦地表示愿意参加起义，回到师部后却立即向师长告了密。师长大吃一惊，迅速报告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汤恩伯让张贤带路，抓捕了李锡佑。这是15日上午的事。下午，张权又被抓捕。这时距起义、捉蒋行动只有半天了。 张权被捕后，特务多次对他进行审讯，要他供出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和准备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官兵的名单，甚至叫张贤、李锡佑当面对质。 但张权大义凛然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一切都由我负责。上海起义的总领导就是我！真理是属于人民的。我受人民的委托，反对老蒋，你们要杀就杀我好了，不要牵连无辜的人。” 由于张权被捕，由数万名国民党官兵准备参加的起义、捉蒋计划不得不被迫停止执行。但由于他的守口如瓶，保护了地下党成员和大批国民党爱国官兵。 上海地下党从多方面设法对张权等人进行营救， 但未能成功。5月21日下午，张权、李锡佑等人在上海大新公司门口英勇就义。 就在前一天，蒋介石坐军舰逃出黄浦江，前往马公岛，从此永别了他的发迹之地。5月23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汤恩伯仓皇部署撤逃，27日上午，上海完全解放。 上海解放后，经陈毅批准，人民政府追认张权为革命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出卖起义的张贤虽然受到国民党的厚奖，被破格提拔为少将，但他却惶惶不可终日。解放后，张贤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还是没有逃过惩罚，于1957年被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