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蒋介石过生日，请吴国桢吃饭，第二天还派一个司机送他回去。谁知路上，吴国桢意外发现，汽车的轮胎被人动过手脚！ 1952年，台湾省政坛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凭借其在美国的深厚人脉和民主改革的坚定立场，成为了蒋介石倚重的政治人物。 然而，随着蒋经国在台湾政坛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这种微妙的政治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蒋介石不仅让蒋经国掌控特务系统和军队，还赋予他党务大权，使其成为青年党的实际领导者。 在吴国桢看来，民主改革是台湾发展的必由之路。他主张减少特务机构的权力，加强地方自治，保护民众的基本权益。 但这种改革主张很快就遭遇了严峻的考验。1952年10月，一场大规模的无故逮捕事件在台湾全岛上演。近千名当地民众领袖被特务系统以＂流氓＂的名义抓捕。 作为保安司令的吴国桢对此事毫不知情，这引发了他的强烈不满。经过调查，他发现这些被捕者中只有18人有轻微的不良行为，如在公共场所酗酒或吵架。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场抓捕行动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影响即将进行的投票。特务系统认为这些地方民众领袖对国民党不够忠诚，可能影响选举结果。 在基隆市议会选举中，情况变得更加恶劣。特务系统直接绑架了两名持不同政见的议员，企图通过暴力手段左右议长选举的结果。 吴国桢立即下令营救被绑架的议员，并要求严惩涉事特务。但令他失望的是，不仅涉事特务未受惩处，反而获得了升迁，而这一切背后都有蒋介石的手令支持。 1952年的一天，蒋介石举办了一场生日宴会，特意邀请了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参加。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场生日宴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席间，蒋介石表现得极为和蔼，与吴国桢谈笑风生，仿佛之前的政治分歧从未存在过。宴会结束后，蒋介石还特意安排了专车，准备送吴国桢回家。 然而，这看似普通的一天，却暗藏着致命的危机。第二天早晨，吴国桢夫妇起床后发现一个异常情况：平日里负责开车的司机不见了。 他们派人四处寻找，却始终未能找到这名司机的踪迹。无奈之下，只能由另一名临时司机代为驾驶。司机开车上路后，就感觉到车辆的转向系统出现了异常。 这趟行程原本计划不做任何停留，准备了三明治在路上解决午餐。但命运往往就在细节处转折，吴夫人突然对三明治感到反胃，要求停车寻找路边的餐馆。 当他们用完餐返回车边时，发现临时司机的脸色异常苍白。原来这名司机趁着停车的机会，对车辆进行了仔细检查。检查结果令人胆战心惊：三个车轮的螺丝都被人为地松动了。 如果车辆继续高速行驶，在前方的丘陵地带稍有转弯，车轮就会整个脱落。这将导致车辆失控翻滚，后果不堪设想。这一发现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不寒而栗。 这起事件绝非偶然。前一天，原来的司机曾对车辆进行过＂检查＂，而他的突然失踪更增添了这起事件的蹊跷。显然，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行动。 更令人深思的是，这次暗杀行动的时机选择。就在前不久，吴国桢因不满特务系统的滥用职权，曾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而蒋介石不仅拒绝批准，还给了他一个月的＂病假＂。 这场精心设计的＂车祸＂，恰恰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不是吴夫人临时改变用餐计划，这场＂意外＂极可能成功得逞。这一事件也让吴国桢彻底认清了自己在台湾的处境。 从死里逃生后，吴国桢立即采取了一系列自保措施。他首先联系了多年的好友，美联社记者阿瑟·戈尔，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信件托付给他。 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他与蒋经国之间的政治冲突，以及这次暗杀事件的经过。吴国桢要求阿瑟·戈尔将这些文件带回美国，交给包括霍华德报系的罗伊·霍华德、魏德迈将军在内的多位重要人物保管。 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吴国桢制定了一个谨慎的计划。他发现家中电话被人窃听，于是开始谋划如何安全离开台湾。 此时，宋美龄从美国赶回台湾，试图挽救这个局面。她邀请阿瑟·戈尔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意图控制可能泄露的信息，但遭到了对方的婉拒。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下，吴国桢以接受母校颁发荣誉博士学位为由，申请赴美。这个请求本身就充满了波折，各个部门互相推诿，迟迟不予批准。 最终，吴国桢不得不采取强硬态度，声明如果不给护照，他将向美国友人公开拒发护照的真相。在这种压力下，当局才勉强同意了他的出境申请。 然而，当局仍然采取了限制措施。吴国桢年近八旬的父亲和年仅十三岁的次子吴修潢被禁止同行，这实际上是变相地扣留了人质。 1953年5月24日，这位前台湾省主席终于踏上了离台之路。在机场，包括＂行政院长＂陈诚和蒋经国在内的五百多人到场送行，表面上演绎着一场政治默契。 这场看似体面的离别背后，是民主改革者与威权统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吴国桢虽然保留了＂政务委员＂的头衔，但实际上已经永远告别了台湾的政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