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围剿”中遭受重创，主要源于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

1934年，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围剿”中遭受重创，主要源于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面对极端恶劣的形势，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战略调整，决定进行长征，以保存革命力量，为未来的斗争寻找新的立足点。然而，长征途中的环境极为艰难，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革命的前途充满未知数。在此背景下，红军将士们不禁疑问：我们到底要去往何方？  

刘伯承曾在长征途中向毛泽东请教红军的前进方向。毛泽东明确表示：“共产党要发展，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而要赢得民心，就必须抗日。只有靠近抗日前线，发动群众，真正为百姓谋福利，才能壮大共产党。”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引下，长征不仅是一场生存之战，更是一场主动调整战略、为未来抗战布局的重要行动。  

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未来去向。张国焘主张南下建立新的苏区，以与国民政府抗衡。然而，毛泽东力排众议，认为此举将导致红军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相反，日本已在华北加紧侵略，面对这一形势，红军必须保存实力，并做好群众工作，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最终，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一致支持北上战略，以甘南为跳板，为建立陕甘宁根据地奠定基础。这一决策不仅确保了红军的生存，也为未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宣言强调，只有真正解决民生问题，才能赢得群众支持，推动抗日战争深入发展。抵达陕北后，中共中央积极联合社会各界，推动敌后抗战，采取了一系列民生改善措施，如实施灾区赈济、提高工农收入、整顿税收、发展经济等。政策的推行迅速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使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壮大。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群众动员的关键在于三个方面：其一，要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包括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海外华侨，甚至国际友人，并根据不同群体采用相应的宣传方式；其二，要言行一致，巩固群众基础，同时对汉奸、反革命分子保持严厉打击；其三，要宣传抗日英雄事迹，揭露日军暴行，激发全民抗战热情，引导民众自发参与抗战。  

正是这种深入群众的工作方法，使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得以稳固后方，确保战场前线的有力支援。在全国人民的拥护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中国军队屡战屡胜，最终在1945年迎来抗战胜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