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弥留之际的邓稼先突然提出一个愿望，想要再去看一次天安门。轿车即将

1986年7月，弥留之际的邓稼先突然提出一个愿望，想要再去看一次天安门。轿车即将驶过天安门时，一直沉默不语的邓稼先突然问一旁的妻子：“你说，30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1986年7月，邓稼先在病重时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请求，希望能够再一次亲眼看到天安门。那天，他和妻子一起坐车前往天安门，车行至其前，他突然打破沉默：“你说，30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1958年8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把邓稼先召进了办公室，开门见山地提到了一个“放大炮仗”的计划。邓稼先立即理解了，所谓“大炮仗”指的正是原子弹的研发。他心中不禁一震，但很快也平复了下来，钱三强接着详细阐述了任务的背景和重要性。邓稼先被选中，是因为他具备了多重优势：作为核物理专业的专家，他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他曾在海外留学，能够流利使用英语和俄语，这对于与外方的交流十分有利；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党性强的党员，组织纪律性非常好，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尤为重要。当天晚上，邓稼先回到家，心情十分沉重。许鹿希注意到丈夫的异常，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邓稼先没有告诉妻子详细情况，只是简单地提到，自己将面临一项新的工作，可能会长期无法参与家务，家里的重担将落在她肩上。许鹿希当时并未完全明白丈夫的任务背后隐藏的巨大压力，只是感到一丝不解，询问了任务的具体内容。但邓稼先并没有透露更多，只是告诉她，信件的联系地址也无法提供。尽管如此，许鹿希最终决定支持丈夫。为了给彼此留下一些记忆，在邓稼先离家之前，一家四口特意去照了一张全家福。这张照片在随后的28年里，成了许鹿希唯一的寄托。在一次原子弹爆破实验中，邓稼先亲自参与了现场指挥。实验并未按计划进行，核弹头的降落伞未能展开，导致其可能摔落在戈壁滩上。考虑到核辐射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邓稼先和一群科研人员开始了紧急搜寻。广袤的戈壁滩上，邓稼先穿上防护服，和一支防化兵队伍一起，在六个小时内寻找核弹头。终于，在一次艰难的搜寻中，邓稼先找到了失落的核弹头。为了确保核弹头没有受损，邓稼先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将其抱起检查。在确认核弹头没有发生爆炸危险后，他才松了一口气。这个行为直接将他暴露在了强烈的辐射中，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科研工作者，邓稼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但他依然坚持完成了这一切。此时，赵部长找到了邓稼先，关切地询问他的情况。邓稼先为了不影响工作的进展，坚决表示一切正常，并请求与赵部长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成为了邓稼先生命中的最后遗物。几天后，他和妻子去医院检查，尽管他已知道自己的病情，但依然表示自己不会倒下，必须继续为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 1985年，邓稼先的病情日益加重，身上因核辐射所引起的病痛几乎摧残了他的所有体力。为了减轻痛苦，止痛药的剂量也逐步增加，从每天一片到一个小时一片。然而，面对无法言喻的疼痛，他依然没有放弃工作。直到病重时，他依然在病床上完成了《中国十年核武器发展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对我国后来的核武器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在邓稼先身患重病的日子里，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曾前来看望他，代表国家向他表达慰问。张爱萍询问他是否有任何需求，邓稼先简单而坚定地回答，他不希望组织为自己浪费过多的资源。此时，邓稼先的身体已经极为虚弱，奄奄一息。然而，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努力撰写和修改这份重要的建议书。许鹿希目睹着丈夫如此痛苦的状态，心中满是无奈与疼痛。在邓稼先坚持要继续写建议书时，她劝他休息，但邓稼先却说：“我不能休息，我必须把这份建议书写完。” 即便身体状况极差，邓稼先依然不忘自己作为科研工作者的职责。他选择把自己的病痛与自己的家庭责任放在一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家的核武器事业上。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未曾改变。 1986年7月28日，邓稼先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在他临终的时刻，他艰难地握住妻子的手，微弱地表达着自己的一份遗憾：“我选择祖国，选择核武器事业死而无憾，下辈子，我还要继续为祖国做贡献。” 参考资料：祁淑英编. 《两弹元勋邓稼先》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