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看似普通的杀人案，却如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波澜，这波澜一荡就是五年。这起案件的主角，一个叫杨小民的25岁青年，另一个是17岁的待业少年王强，两人的命运在省委大院的水房因一次偶然的争执而交织。

杨小民，父亲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杨国英，他本人也在青海铝制品厂工作了近十年。而王强，是《青海日报》职工王水的儿子，住在同一个大院里。一次，王强在水房倒水时不慎溅到了杨小民，两人因此发生口角。

第二天，冤家路窄，再次相遇，口角升级为冲突，而这次，杨小民选择了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

他回家化装，头戴卫生帽，脸被眼镜和口罩遮得严严实实，闯进王强的卧室，掏出五寸藏刀，对着王强猛扎。王强在绝望中呼救、挣扎，但杨小民心狠手辣，直到邻居敲门，他才停手离去，留下倒在血泊中的王强和一脸惊愕的邻居。王强因伤势过重，最终不幸离世。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公安部门迅速将杨小民逮捕。然而，杨小民的狂妄却让人咋舌，他仗着父亲的身份，扬言不怕法律制裁。果然，城中区法院虽然判处他死刑，但青海省高级法院的复核结果却出人意料地改判为死缓，理由牵强附会，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王强的家人踏上了艰难的伸冤之路，而杨小民在狱中又再次被改判为无期徒刑，仿佛法律在他面前失去了应有的威严。

这时，《光明日报》驻青海的记者们站了出来，他们用笔为剑，先后三次将案件写成“内参”，向中央反映。记者陈宗立更是冒着风险，偷偷调查、搜集证据，坚持正义。

这些努力没有白费，案件终于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1984年，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组”，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同志，共同调查此案。中纪委、中组部的同志们也加入了调查组，这足以说明中央对此案的重视程度。

调查组抵达青海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青海的许多领导干部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他们大多是陕西同乡、同学或战友，而他们的妻子则多是从四川同一批招聘来的女青年。这张关系网为案件的公正解决设置了重重障碍。

调查组夜以继日地工作，强忍高原反应，连轴转了一个月，最终写出了8500字的《关于杨小民故意杀人案的调查报告》。报告直接点出了为杨小民提供包庇的干部名单，并列举了省委一系列令人愤怒的做法。

比如，案发当天，杨国英利用职权索取手枪和子弹，躲到省高级法院院长杨树芳家中过夜；促成改判的相关人员之后都升了官。

调查报告直达中央，中央当即做出指示：应按法律程序改判杨小民死刑。紧接着，中央调整了青海省领导班子。1985年7月30日，在中央和中央工作组的督察下，故意杀人犯杨小民终于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那一天，西宁市万人空巷，百姓们仿佛欢庆解放一般，挤满了街头巷角，甚至屋顶上都站满了人。囚车经过时，大家欢呼着，正义终于取得了胜利，盘旋在青海上空的阴影终于消散。

曾经为杨小民提供庇护的一众领导干部，无论是否已调离青海，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而在杨小民案上坚持主张正义的老同志们则顺利离休。

这起案件的处理，不仅是对杨小民个人罪行的惩处，更是对法律尊严的捍卫，对公平正义的坚守。邓小平在后来的讲话中提到：“青海省杨小民那个案子拖了多年，几任省委书记都没有解决，现在处理了，处理得好。就是要查处这样的案子，才会有震动。”

这句话掷地有声，彰显了中央对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法律尊严的坚定决心。无论牵扯到谁，都要查，不能手软。这不仅是对这起案件的处理原则，更是对全社会的一种警示和告诫。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