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世界船王包玉刚想为大陆捐款1000万美元，但提了一个特殊要求，众人听后竟无人敢接，最后邓小平出面才一锤定音。 1977年，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积极走向国际市场。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造船业处于技术和管理的双重困境中。 六机部和大连造船厂等中国造船企业开始进行技术改造。 大连造船厂通过改革现有设备、引进关键部件和新设备，成功地完成了船用主机的技术改造，仅用了不到500万美元的投入就实现了原本需要1亿美元的技术改造目标。 1980年，包玉刚，这位被誉为“世界船王”的华侨企业家，与中国船舶公司签订了一份重要的合同——他决定向中国订购6艘适用于湖泊航行的巨型散货轮。 为了满足合同要求，工厂必须按照国际造船标准建造一艘符合全球认证的远洋巨轮。 为此，工厂开展了严格的技术培训，解决了焊接精度、切割光洁度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工人们甚至连夜在船台上工作，疲惫不堪时会借助钢板打盹。 最终，经过300多个日夜的奋战，中国第一艘国际标准的远洋巨轮——“长城”号终于建成。 长197米，宽23米的“长城”号通过了英国劳氏船级社的严格检测，测量误差几乎为零，这一精确度令欧美的造船专家都为之赞叹。 1981年，“长城”号顺利下水并于1982年如期交付。 它首航的目的地是美国，在横渡太平洋的过程中，船体几乎倾斜至45度，但依然保持着稳定航行。 1984年，挪威船级社向大连造船厂颁发了质量认证证书。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着力推动经济特区的建设，其中包括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些城市因其与海外华人社群的联系而被寄予厚望。 宁波也曾在邓小平的计划中占据一席之地。 宁波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还因“宁波帮”的存在而备受瞩目。 “宁波帮”指的是那些走向世界的宁波商人，若这些商人能回到家乡，宁波的发展无疑将得到巨大的推动。 包玉刚父亲包兆龙是一位颇有商道的商人，长期在汉口经营生意，因此家境富裕。 包玉刚从小便在父亲的安排下接受良好的教育。 青少年时期，包玉刚常常被船只的航行深深吸引。 上学期间，他前往上海求学，后进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学习船舶相关的专业知识。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包玉刚并没有继续深入学术研究，而是选择了前往上海银行工作。 包玉刚在上海度过了七年光阴，尽管在银行中逐渐升职，成为副总经理，但他最终做出了辞职的决定。 包玉刚在举家迁至香港后，萌生了从事船舶事业的念头。 尽管家人，特别是母亲和父亲，都对他的决定表示反对，认为香港的船舶行业竞争激烈，不易成功，但包玉刚坚持自己的选择。 在37岁时，包玉刚终于以70多万港元购买了第一艘船。 包玉刚采取了不同于同行的策略，他将船只长期出租，而不是短期出租。 正是在这种稳妥而长远的经营方式下，包玉刚的船舶事业逐渐走上了正轨。 1950年代，苏伊士运河被埃及收回，全球航运成本大幅上涨，包玉刚继续扩大自己的船队。 他的船只主要负责印度和日本之间的煤炭运输，而日本经济在美国的扶持下迅速复苏，船队的生意也因此大幅增长。 他不仅购置了更多的船只，还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 到了1972年，包玉刚成立了环球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他的财富已经达到了百亿港元的规模。 他始终保持低调，甚至严格要求家人不奢侈浪费。 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了解到中国的变化，主动联系了当时的旅游局局长卢绪章，表示希望回国探亲。 卢绪章向中央汇报了包玉刚的来信，最终得到了邓小平的重视。 包玉刚回国后，亲眼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蓬勃发展。 他也注意到北京的酒店业存在较大差距。 包玉刚主动向中央捐赠1000万美元，用于在北京建设一座现代化旅游酒店，并要求酒店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 虽然当时中央对于接受外资捐赠持谨慎态度，邓小平得知此事后，立即表示支持，并亲自处理此事。 1981年，包玉刚与邓小平正式会面，邓小平对包玉刚的成功经历表示赞赏。 包玉刚还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作为中间人，包玉刚与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进行过多次沟通，成功促成了香港回归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1]孙善根.包玉刚与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28(4):2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