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宋时轮来到前线，他跟许世友说：“不要将步兵都绑在坦克上。”   许世友年轻时便投身于革命。   宋时轮则是一个温文尔雅、足智多谋的将军。   宋时轮早年就读于黄埔军校，之后投身革命，参与了许多重大战役。   与许世友不同，宋时轮更注重战略，他深知兵法之精髓。   许世友指挥的10兵团和宋时轮指挥的9兵团联合作战，为解放济南做出贡献。   许世友与宋时轮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嗜酒。   许世友的酒量在军中远近闻名，而宋时轮的酒量也同样不容小觑。   两人常常在一起畅饮，讨论军事。   有一次，在攻克济南后，许世友收到了陈毅送来的两瓶茅台酒，立刻就联系了宋时轮。   两人坐在一起，推杯换盏，酒过三巡，尽管前线依然硝烟弥漫，然而他们并未急于回去指挥。   在这次自卫反击战前，许世友作为东线总指挥，虽然经验丰富，但面临新的作战环境，他的战略思维未能完全适应新的战场需求。   特别是在坦克兵团的运用上，许世友借鉴了二战时期苏军的作战方法，即让步兵乘坐坦克进行快速推进。   然而，这种做法并不适合越南的地形环境。   宋时轮前往前线实地考察后，回到指挥部后，他便向许世友提出在越南复杂的地形中，坦克不应再像苏军那样用来运送步兵，尤其是不能将战士们绑在坦克上。   当许世友得知宋时轮的建议后，他并没有固执己见，而是当场表示接受，并迅速作出调整命令。   在宴席结束后，他立刻指示坦克团的指挥员取消将战士绑在坦克上的做法，并通知所有相关人员严格执行这一命令。   自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军队的战斗力依然保持在高水平，经过二十年丛林战争的洗礼，士兵们积累了作战经验。   越南军队能够充分利用丛林、山地以及水系进行战斗。   而中国解放军自1962年与印度交战后，长期未进行大规模战争。   许世友将军对此早有警觉，曾在战前明确指出部队的实战训练远远不足。   197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州展开了一次战前演练。   演练中出现了严重的协调失误。   坦克与步兵的配合不到位，甚至在渡河演练中发生了险些酿成事故的情况。   虽然军区收到了越军的战备报告，但越军在边境地区早已开始大规模集结，准备迎接可能的冲突。   战时，广州军区依然使用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式电台，这些设备的通讯距离有限且极易受到天气的干扰。   在东溪战役中，正是由于通讯故障，坦克团与步兵失去联系，导致指挥滞后。   坦克团长在失去联系后，错失了快速推进的良机。   此外，在河安地区，许世友下达的简单进攻命令在传递过程中发生了错误，最终变成了防御命令。   这个误差直接影响了战斗进程。   更为严重的是，某部队为了避免上级过多干预，擅自关闭了通讯设备，几乎导致了友军误伤的惨剧。   在河安战役中，某部队面对越军一个连的伏击时，指挥员犹豫不决，未能及时做出反应。   战术决策的迟缓，往往是在对责任的过度担忧下产生的，许多指挥员不敢冒险，只求稳妥。   在那冈河战役中，我军某连在穿越密林时遭遇了越军火力封锁。连长并未合理利用地形进行分散，而是选择了集中突击，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坦克部队与步兵保持过远的距离，未能发挥装甲优势，最终导致步兵陷入被动。   更令人痛心的是，许多训练过于单一，在一次清剿村庄的战斗中，某排未能分组掩护，而是单线推进，结果在开阔地带遭到越军伏击。   排长事后检讨时表示，平时的训练只是按照固定程序进行。   当时，487团2连成功占领了高地，但由于指挥员未能有效组织防范，战士们集中在一条狭窄的战壕内，结果遭遇了越军的迫击炮攻击。三发迫击炮精准命中，13名年轻的战士当场牺牲。   遗物中有一封尚未寄出的家书，这些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仅18岁，最年长的才25岁。事后，连长深感懊悔，如果当时命令战士们分散隐蔽，或许可以避免。   在遭遇越军伏击时，排长带领全排冲锋，未能利用地形进行分批跃进，结果遭遇机枪扫射，17名战士瞬间倒下。其中有两名从小一起长大的战友。   许世友在一次视察时看到了阵亡战士们的遗物，他曾表示，这些战士们的牺牲，许多本可以避免。   某班在转移时全体站立行进，结果暴露目标，遭遇越军火力，瞬间失去了7人。而邻班则采取了匍匐前进，成功避开了敌人的攻击。   在一段休整期间，一些战士在阵地外生火做饭，暴露了阵地位置，招致越军炮火攻击，最终导致5名战士牺牲。许世友在多次前线巡视后，常常久久沉默。   1979年4月，广州军区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解放军开始了全方位的改革，尤其是在战术训练和指挥员培训方面。   1980年初，基层军官培训中心成立，专门负责训练那些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表现不足的连排级军官。   参考文献：[1]杨永利.许世友将军的革命生涯与爱国情怀评析[J].兰台世界（上旬）,2013(12):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