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商会的孙叔田和往常一样给日本宪兵司令部送蔬菜时，突然发现食堂小黑板上的数字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当即反应过来，日本人应该是要有大行动了。 1923年，孙书田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雄县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孙书田的父母并未过多要求他承载家族的希望。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年仅14岁的孙书田尚在上小学。 学校停课，街头的抗议活动激烈，孙书田也参与其中，随后他便放下书本，投身家中的小饭铺工作。那时的雄县，并没有过多的抗日组织。 1937年秋，孙书田和家人迎来了未婚妻吕小庄。吕小庄的父亲因抗日而被日本人抓捕致死，而她的母亲亦因病去世，最终她和弟弟来到了孙书田家。 与此同时，孙书田加入了“华北民众自卫军”，在那场战斗中，孙书田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尽管最终由于日军的围剿，部队被打散，孙书田也不得不暂时退回家中。 1939年，一天，他的一位老同学马文彬找到了他，并为他介绍了一份工作——加入雄县商会。商会不仅处理日常的物资采购事务，还与日军有着密切的联系。 日军驻扎在当地后，频繁要求商会帮忙购买生活用品，甚至提供其他服务。孙书田逐渐获得了接近日军的机会。他开始在日军大院附近频繁出入，逐步与日军士兵建立了关系。 孙书田常常通过商会为日军送菜、买烟、提供小的帮忙。日军对他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信任，而孙书田也趁机从日军的生活习惯、物资采购单和日常训练中收集到了有价值的情报。 日军饭堂内的小木牌、驻地中士兵的出勤表，都是他掌握敌情的关键。此外，孙书田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向日军医师套取药品，甚至在一次流行病爆发时，他帮助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然而，孙书田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情报传递。每当夜晚，他都会偷偷地将传单塞进日军驻地的岗亭内。 日军准备发动大规模行动时，孙书田深知事态严重，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紧急通知了下线，将情报传递给抗日武装。 这一次，他几乎被敌人发现。 孙书田需要时刻提防自己的下线是否会被捕。当王福安被日军抓捕后，孙书田感到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 尽管如此，他没有立即逃跑，而是选择继续默默地执行任务。幸运的是，最终日军宣布投降。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1941年，梁心明，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身穿朴素的农民衣服，肩挑菜担，悄悄走在一条幽深的小巷里。 那天，梁心明按计划要与同事陈济民接头，但当他到达陈济民家门前时，却发现陈济民的母亲坐在门槛上，面色苍白。她虽然认得他，却故意回避了目光。这个眼神像提醒梁心明危险就在眼前。 他迅速假装若无其事地走过。两个月前，梁心明曾试图劝说陈济民离开，告诫他形势变得越来越危险，但陈济民却坚决表示要留下继续工作。 梁心明立即将这一异常情况报告给了上级，很快，陈济民叛变的消息得到了确认。陈济民不仅了解整个地下网络的结构，还掌握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组织立即展开紧急部署，指示所有暴露的同志尽快撤离。许多人匆忙收拾行李，连告别的时间都没有。 对于那些无法及时逃脱的同志，噩耗接踵而至。 梁心明每日惴惴不安，生怕自己也会成为下一个被捕的人。 陈济民的叛变让所有人震惊。 作为一名曾经的核心骨干，在这场地下斗争中，许多人面对选择时显现了脆弱的人性。 而与此同时，陈济民的母亲却通过简单的眼神警示了梁心明，为他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她的行为是源自她对是非善恶的直觉判断。 陈济民事件后，汲县的地下网络几乎被摧毁，许多同志被捕或牺牲。 梁心明和其他幸存者们面临着重建任务。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台湾重归中国。 中共中央派遣一批干部，在台湾展开组织建设。 蔡孝乾，出生于台湾彰化县，蔡曾参与上海的革命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不仅是台湾共产党（“台共”）的创始成员之一，还在长征中表现突出。 抗日战争期间，蔡孝乾曾任八路军政治部敌工部长。 蔡孝乾成为中共派往台湾开展地下工作的理想人选。 1946年，蔡孝乾与其他中共干部一起，秘密返回台湾。 最初，他在台北、高雄等地组建了多个工委会，并通过《光明报》传播中共的声音。 到1947年，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党员已发展至900人以上。 然而，1949年解放军进攻金门岛失利，蔡孝乾因叛变而导致地下党组织遭到瓦解。 1949年，他曾要求中共中央提供武器、资金及船只。 然而，中央却给出了保守的指示，要求台湾地下党重点保护组织安全，而非发动武装斗争。 蔡孝乾未能接受这一安排，对自己的领导地位产生了不满，并最终叛变。 党内多个核心成员被捕，到1950年，蔡孝乾被国民党特务抓获，并通过其供述，台湾的中共地下组织几乎全军覆没。 参考文献：[1]邱志仁.白色迷雾中的红色珍档——上海市档案馆藏地下党“伪装书”品读[J].中国档案,2024(4):8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