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一位诗人，在对妻子的情感上，毛主席也创作过不少诗词，比如为杨开慧创作过3首，为第三任妻子创作过一首“庐山仙人洞照”，但鲜为人知的是，毛主席和贺子珍共患难十年，却从没有为贺子珍专门写过什么，这是为何？ 今天读了水静同志的回忆录《特殊的交往》，我读到一条关键信息，水静同志认为，毛主席其实为贺子珍写过一首词，只是隐而不喻，非知情者不解。 水静是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1954年去上海为杨尚奎看病时，和贺子珍结识，因为比贺子珍小20多岁，她亲切地称贺子珍为“贺大姐”，或许也是从杨尚奎口中得知了她和毛主席的革命故事，倍感心疼，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水静都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这位大姐。 比如1958年贺子珍刚从上海搬到南昌时，水静曾专程去看望，一年后，毛主席到庐山开会，但是为了接贺子珍上山，担心其他人面孔太熟，便让水静去接贺子珍，一来二去，水静和贺子珍的关系也非常好、 正因为如此，水静大胆猜测，毛主席写的那首《蝶恋花》极有可能是为贺子珍创作，只是很多人不知道。 说到这首词，还得从1957年说起。 当时毛主席的诗词集结发表在杂志上，在长沙的一位中学老师看到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位老师正是杨开慧的好友李淑一。李淑一给毛主席写信提到两个意思，一是她看到毛主席发表的诗词后，想到自己此前为丈夫写了一首《菩萨蛮》想让毛主席给改一改，第二是，她突然想起来，毛主席当年曾为杨开慧创作过一首《虞美人》，她不记得了，想让毛主席重新给抄写一遍。 毛主席在长沙读书时，和李淑一以及李淑一的爱人，他们四人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按理说，故友来信，只是要重抄写一首诗词，算是举手之劳，然而，毛主席仅为李淑一修改了她的词作，未重抄那首《虞美人》，而是新创一首《蝶恋花》，其首句为：我失骄杨君失柳。 李淑一收到后，惊喜不已，激动不已，询问毛主席能不能发表，得到毛主席同意后，这首词一经发表，轰动全国，李淑一也突然声名大噪。 但多年来，谁也没有细想，毛主席为什么不给她抄写一下，非要重新创作呢？笔者认为，可能有几个意思。 第一，毛主席为杨开慧创作的那首《虞美人》是极其私密的一首词，创作于他们新婚燕尔之际，是极其婉约的一首词，可能毛主席不太想拿出来。第二，李淑一让毛主席修改的那首词，是思念牺牲的丈夫，所以毛主席觉得应该创作一首思念亡妻的词才好安抚李淑一的心情。 至于那首《虞美人》一直到毛主席逝世后，才公开发表，毛主席生前卫士回忆，毛主席曾专门抄写来交给一个卫士，让他保管好。看得出来，毛主席对这首词极其珍惜。 那么问题来了，明明是为杨开慧创作的《蝶恋花》，为什么水静说是写给贺子珍呢？ 水静在书中猜测，毛主席的蝶恋花里有一句，“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为什么不是其他的花，非要是“桂花”，别忘了，贺子珍就出生在桂花飘香的季节，小名就叫“桂花”，这让大家恍然大悟。 水静还说，她看过很多毛主席写给贺子珍的信，其中开头很多都是‘桂妹’相称，因此，水静猜测，毛主席可能提到了贺子珍，隐而不喻，非知情者不解，大家都在说“骄杨”，但忽略了“桂”是何人。 当然，这可能是水静同志的想法而已，毕竟毛主席的诗词谁也不能无端猜测，不过细细一想，也不无道理。 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毛主席虽然一国领袖，但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遥想他和贺子珍的革命情谊，再想想当时的环境，毛主席用这样的方式来记述思念，也是情理之中，顺理成章。 1984年，贺子珍病逝于上海，日后毛家第三代女性，也就是贺子珍的外孙女孔东梅撰文写道：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互相思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