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邱岳峰吃了大量安眠药，被送往医院也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虽然他是著名的配音艺术家，但没有政府机构或单位（上译厂）出面的追悼会。 邱岳峰的儿子邱必昌曾在多年后感慨地说：“父亲的死是注定的，他的处境、遭遇、性格都决定了他最终可能走上这条路。因为他不仅是一位艺术家，还是一位好父亲，内心充满浪漫与丰富的情感，然而现实对他极为不利，生活充满了艰难与曲折。再加上他性格内向，缺乏有效的方式来解脱自己，只能选择了这样的结局。” 著名画家陈丹青曾在一篇文章中对邱岳峰进行过评价：“他似乎比罗切斯特还要罗切斯特，比卓别林更具卓别林的特质。当我后来在美国看《简·爱》和《凡尔杜先生》时，原版的声音让我觉得仿佛是假的，我不由自主地想念邱岳峰。”邱岳峰的高贵、敏感、悲伤和深沉，仿佛是他与英国绅士罗切斯特的契合。 邱岳峰是上海译制片厂的第一代配音演员，参与了近三十年的配音生涯，先后为四百多部中外故事片和其他影片配音。他不仅自己精湛地完成了无数作品，还亲手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且愿意奉献的后辈，为中国的译制艺术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译制片影迷将他誉为“上译第一男声”，这份荣誉背后，凝聚了他对艺术的执着与贡献。 然而，邱岳峰这座中国配音事业的高峰，也是一道难以弥合的伤口。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闷与压抑。曾三次因情绪低落而吞下安眠药企图自杀。1980年3月29日，他第三次服药，最终离开了人世。这背后承载的是一段难以言喻的委屈，是一家人处境拮据、困窘无助的生活压力，是那个时代无法承载的沉默与荒唐。 1980年3月的龙华公墓，天气微凉。公墓大厅里，悲伤的气氛笼罩着每一个角落。这是一场特殊的告别，没有官方的追悼会，没有正式的仪式，却有着最真挚的民间送别。一位为中国电影配音事业奉献一生的艺术家——邱岳峰，就这样悄然离世。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龙华公墓的大厅内外挤满了前来送别的人们。虽然追悼会没有在报纸上刊登讣告，但消息仍然在上海城中迅速传开。大厅里摆放的六百多朵黄花很快就被送完，工作人员不得不紧急增添鲜花，数量一直增加到九百多朵，却仍然不敷使用。 在这场由演员组自发组织的小型追悼会上，没有繁复的仪式，却处处体现着人间真情。许多花圈上都没有署名，它们静静地摆放在灵堂四周，代表着无数素不相识却深深敬仰邱岳峰的观众。这些无名的花圈，传达着最朴素的怀念之情。 追悼会上，三位与邱岳峰关系密切的同仁分别致悼词。工会代表富润生、演员组组长李梓和邱岳峰的生前好友韩非，用最朴实的话语，回顾了这位配音艺术家的一生。他们的话语中，既有对逝者的不舍，也包含着对其艺术成就的肯定。 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在悼念时说的一番话，道出了邱岳峰在中国配音界的地位。在她看来，邱岳峰是最受观众爱戴的配音演员之一，这一点从追悼会现场络绎不绝的送别者就可见一斑。虽然当时的特殊环境下，邱岳峰没有获得官方的追悼仪式，但是普通观众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这位艺术家的敬意和怀念。 1950年，29岁的邱岳峰走进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大门，充满激情与憧憬。他站住脚步，阳光刺眼，他抬手遮挡住眼睛，环顾四周，仔细打量着这个对他来说全新的地方。那时，译制厂还处于筹建阶段，只有一幢旧式的两层小洋楼和一个不大的四面透风的小院子，这些便是当时的全部设施。新中国的这一项新兴艺术事业刚刚起步。 邱岳峰内心激动，兴奋不已。他知道，这里正是他大展身手的舞台。当观众们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外国人用流利的普通话配音时，邱岳峰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因为他是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之一。那时，译制厂需要大量为苏联影片配音，邱岳峰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这为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参与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第一部译制片——苏联故事片《团的儿子》的配音工作。 邱岳峰在电影译制行业中一直保持着谦逊与低调。他每天早早赶到厂里，扫地、开水，甚至最枯燥的工作也不曾懈怠。他坚持担任口型员，这项工作极为辛苦，且重复性强，需要与导演和翻译一同在暗房里反复数口型、改词。 邱岳峰对细节的把控非常严格，他对演员开口闭口的台词用词都有着精确的要求，使得台词与口型完美契合。在与导演合作的过程中，很多译制导演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在编写中文台词方面，邱岳峰的贡献不可小觑。 在邱岳峰的家庭中，他的长子邱必昌曾在社会初期获得过一次父亲的长谈，邱岳峰在谈话中深情地对他说：“人生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记住，没有过不去的河。无论遇到什么难处，咬咬牙一定能挺过去。”这句话后来成为邱必昌手机上的屏保，成为他成长过程中不朽的座右铭。 尽管如此，人们并不理解邱岳峰为何不能自己跨过那条河，尽管他在工地上和扫马路时都能坚持过来，为什么此时不能再耐心等待，或者像他在《凡尔杜先生》中所说的那样：“你要无情，才能活在这无情的世界”，来让自己咬牙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