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双减”政策直接宣告新东方死刑，但俞敏洪一没有像其他教培机构那样携款跑路，二没有拖欠教师一分钱工资，三还把各校区遗留下来的课桌椅全部捐给了乡村学校。 俞敏洪曾表示，他的领导力来源于愿意为朋友承担和忍受，他认为，如果不是他不断让步，新东方早已消失。他回忆起30多年前，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他在北大读书，还是一个相对土气的人。其实在徐小平和王强眼中，他从来没有显得特别洋气，直到今天，他们在任何场合谈论他时，依然称他为“农民”，俞敏洪也坦言，自己确实有着农民的性格和踏实的作风。 当股东们要求他离开时，俞敏洪的母亲李八妹得知后愤怒地斥责，认为这不合情理。俞敏洪只能在一旁沉默，无法反驳。有人因此认为他对母亲有过度的忠诚，甚至形容他为“愚忠”。俞敏洪也曾公开谈及，自己在接近40岁时，仍会为母亲下跪。他的母亲显然是一个性格强势的女人，而俞敏洪也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显得有些软弱。 俞敏洪出生于1962年9月，来自江苏省无锡江阴市夏港街道葫桥村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家里排行第三，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哥哥在四岁时因肺炎去世。父亲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木匠，而母亲则担任生产队队长。母亲常年不满父亲的平凡和缺乏能力，每次夫妻争吵时，父亲往往成为被指责的对象，俞敏洪只能在旁默默忍受。 俞敏洪的求学之路并不顺畅，初中毕业后他因家庭贫困不得不退学回家务农。根据当时的政策，只有家中的一个孩子能上高中，而他的姐姐已经进入了高中，因此他只能代替姐姐上学。从高一第二学期开始，他重新回到课堂，虽然高中教育在当时是两年制，但他只上了三个学期就参加了高考。第一次高考，俞敏洪的英语成绩仅为33分，其他科目也未达到理想水平，最终未能被录取。 2021年7月，＂双减＂政策的出台，犹如一记重锤，将整个校外教育培训行业打入冰点。这项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政策，直接改变了教培行业的命运。在政策冲击下，众多教育机构纷纷选择关门歇业，有的甚至出现＂跑路＂现象，拖欠教师工资、拒绝退还学生学费的事件时有发生。 面对这场巨变，新东方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在行业震荡最剧烈的时期，许多教培机构陷入混乱，但新东方依然保持着秩序井然。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新东方的每一个决定都备受关注。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他们展现出了难得的担当和勇气。 首先，新东方对已缴费的学生家长作出承诺：无条件退还未完成课程的学费。这个决定意味着巨大的资金压力，但新东方仍然坚持完成了这项工作。不仅如此，对于正在进行的课程，新东方也确保了教学质量，直到最后一节课结束。这种负责任的态度，赢得了众多家长的理解和认可。 其次，在员工安置方面，新东方采取了妥善的处理方式。在很多教培机构选择拖欠工资或者干脆＂人去楼空＂的情况下，新东方不仅及时发放了所有教职工的工资，还为员工提供了转型支持。通过开展职业发展咨询、推荐工作机会等方式，帮助员工平稳过渡到新的岗位。最令人感动的是，新东方将各校区遗留下来的近8万套课桌椅，全部捐赠给了乡村学校。这些座椅加上运输费用，总价值接近1亿元。 1988年，俞敏洪参加了托福考试，取得了663分的成绩，并申请了多所美国大学。然而，虽然他被多所大学录取，但由于没有奖学金提供，他无法承担高昂的学费。为了积攒更多的钱以支付留学费用，俞敏洪一方面在北大担任教师，另一方面在校外开办培训班。 凭借着“北大教师”的身份，他的培训班生意十分火爆，收入也明显高于他在学校的工资。然而，第二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场大雨过后，北大的广播宣布了一则消息：俞敏洪因私自在外授课，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决定将其开除。 这则公告连续播放了三天，处分通知在学校的公告栏里张贴了一个多月。这个突如其来的处分给了俞敏洪极大的羞辱和挫败感，他感到自己像是站在泥潭中的穷小子，再次陷入了困境。 1992年春，俞敏洪的广告员外出张贴广告时，遭遇了竞争对手的恶意破坏。对方的广告员直接上前将他的广告撕掉并用刀威胁他。俞敏洪意识到，在这个圈子里，如果不认识一些人，很多事就难以解决，于是他找到处理这类事件的警察，并请他们吃饭。 那天的饭局上，俞敏洪紧张地与警察交谈，为了掩饰尴尬，他不断劝酒喝酒，结果因为没吃饭而喝得过量，最终失去知觉，昏迷过去。经过医院两个半小时的抢救，他才重新醒来。醒来后的俞敏洪第一句便是“我不干了”，然后他情绪崩溃，哭了一场。哭够了后，他依然坚持上了当天晚上的课程。 东方甄选的成功，归功于董宇辉的个人魅力，但与此同时，公司的管理层却对董宇辉的迅速崛起感到忌惮，认为过于依赖个人IP会带来风险。孙东旭曾公开表示，董宇辉不过是“昙花一现”，并且公司管理层正在谋划“去董化”。而俞敏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让董宇辉升职加薪的决策，但并没有给予他实权。业内普遍认为，这是俞敏洪为缓解危机而采取的“缓兵之计”。
